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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出长沙记       
曾国藩出长沙记
[ 作者:谭伯牛 | 转贴自:长沙晚报 | 点击数:2573 | 更新时间:2009/7/27 | 文章录入:admin ]
来源:长沙晚报  时间:2009-07-03  
 

市第一医院附近昔有三公里。这里祀有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守城有功的清朝官员骆秉章、张亮基和潘铎,称三公,三公里因此而名。

今中山亭后,昔为湖南巡抚衙门所在地。巡抚衙门内的又一村,即当年曾国藩驻长沙办公处。

王錱是独当一面的优秀统帅,他未与曾国藩共事,而率“老湘营”转战于湖南、江西,屡立战功。“老湘营”后由左宗棠接手,建立了更加辉煌的功勋。此为王錱遗集封面。

    大清皇帝要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但当时,湖南省城长沙的最高长官不支持他,办事官吏杯葛他,民众痛恨他,军队挑衅他。是曾国藩从中央到地方任职“为人做官”的失败,还是曾国藩本就站得高,不同于寻常的庸官陋吏——

编者按

  《星期天·读城》曾刊发谭伯牛所撰《铜官感旧图》一文,引起读者兴趣,有读者致信本版,询问能否借谭伯牛之口,介绍更多的湘军与长沙的有趣故事。本版于是重邀伯牛再侃曾国藩与长沙。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曾国藩在长沙练军,他的合作伙伴是两位湘乡老乡罗泽南与王錱。

    罗泽南与王錱先在湘乡办了一千余人的团练,原本只为保卫家乡,后经湖南巡抚调遣,前往长沙参与防护省城乃至全省安保的工作。其时,曾国藩接受皇帝命令,在本省襄助巡抚办理团练,正愁手下无兵,当罗泽南、王錱所率湘乡勇来到长沙,正合了他的心意。

    双方一拍即合,即在省城训练湘勇,准备大展拳脚,不仅要保卫湖南的安全,还要出省“剿匪”(匪,指对太平天国的污称,下不一一指出)。

    只是,合作没多久,双方就闹崩了,曾国藩在斗争中失败,被迫离开长沙……

出场人物表

    曾国藩:湘乡人(今属双峰),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由广西入湖南,陷湖北省城,后折而东下,军威远扬,清廷大震。在此种历史背景下,曾国藩奉诏到湖南省城帮办湖南团练,在朝廷循规蹈矩当着副部长(礼部侍郎)的曾国藩由此开始新的人生历程。

    罗泽南:人称“理学将军”,曾国藩同乡,比曾国藩年长4岁。太平军攻长沙时即在乡与弟子王錱等倡办团练,后与曾国藩并肩作战,咸丰六年(1856年),九江上援武昌,太平军趁大雾冲营,罗泽南左额中弹而亡。

    王錱:人称“湘军中的王老虎”,是独当一面的优秀统帅,他未与曾国藩共事,而率“老湘营”转战湖南、江西,屡立战功。“老湘营”后由左宗棠接手,建立了更加辉煌的功勋。

    骆秉章:广东花县人。咸丰二年(1852年),骆作为湖南巡抚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严防死守,保全长沙城,并赢得声誉,左宗棠曾为其幕僚,后任职四川,在大渡河畔诱杀太平军最勇猛将帅石达开。

    鲍起豹:时为湖南提督。

风   雨   满   城     偌大长沙揉不进一个曾国藩

    军费想独揽

    湘乡同乡闹不和

    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罗泽南的弟子们(也是王錱的同学),组成一支军队,去江西援助江忠源(湖南新宁人,湘军创始人之一,时任湖北按察使,应江西巡抚之邀助守南昌),死了不少人。

    王錱十分悲愤,声称欲组建数千人的大军,为同门复仇。

    曾国藩听了,说,好。

    同时,曾国藩正想扩大军队规模,不满足仅在长沙地区活动,而希望能出省“剿匪”,甚至“戡定东南”。

    然而,曾国藩、王錱没有讲清楚,扩大军队所需经费从何而来,是曾国藩去找钱,还是王錱去筹款;也没讲清楚这支军队具体由谁来指挥。

    当然,曾国藩任总指挥,没问题,不过,王錱肯定要作主力——这是王錱的判断。

    但是两人一开始都没有把话讲清楚。

    后来,王錱向湖南巡抚骆秉章申请到一笔经费,足以组建三千人的军队。

    这时,曾国藩突然写信给“湘军中的王老虎”说:你不能统领三千人,你只能带五百人。

    曾国藩为什么言而无信呢?

    一个原因,是曾国藩听他的朋友吴坤修说:王錱在湘乡募勇,颇有衣锦还乡的派头,大肆铺张,极为虚荣。曾国藩觉得王錱这么做太夸张,受不了。然而,这不过是触因。

    真实的原因,则是因为湖南省财政只养得起一支大军,如果王錱带三千人,那么,全省军费差不多就都得给王錱。而曾国藩也缺钱,他认为这笔经费应该由自己来支配,不能让他人分润。以此,他才粗暴无礼地打击王錱。

    从二人之间的通信记录可以看出,是突然出现3000变500之说的,也就是说,是曾国藩首先发难。此何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王錱收到信,没回。

    我想,他一是被雷到了,二是太气愤了。

    于是,曾国藩、王錱决裂了。

    王錱决不甘心领着500人,做一名小将,跟着曾大帅,去湖北,去南京。那么做,不如去旅游,至少心情愉快一点儿。

    只是,小秀才如何能抗得过二品高官?

    王錱准备放弃,他说,我不干了,我回家。

    但是,有人支持王錱继续干,谁呢?湖南巡抚骆秉章。

    骆秉章对王錱的印象比对曾国藩的印象好得多。同时,省城官绅也更愿意让王錱拿这笔钱。于是,经湖南巡抚奏请,王錱的军队一人不减,经费一文不少。

    曾国藩很郁闷。他找罗泽南,说:要不你跟着我走?

    罗泽南及其手下,在当时可是精锐之师。曾国藩缺钱缺人,缺钱能解决一点,缺人是个大难题,所以他要请罗泽南同去。谁知罗泽南说,我也不去。

    我们不妨设想,罗泽南不去,也许是为这个事情伤了心,心说:你为什么要如此粗暴无礼地对待王錱,对待我的弟子?

    于是,三个湘乡人一碰头,就决裂了。

    办案挡财路

    胥吏没业务告阴状

    曾国藩与老乡罗泽南、王錱的决裂,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真正的问题在于,曾国藩初到长沙,还能与湖南整个官场相安无事。可没多久,曾国藩就把几乎所有官绅全得罪了。

    曾国藩在长沙,除了组练新军,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治安严打”。

    曾国藩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审案局”,规定全省所有刑事案件,尤其与“通匪”有关的案件,都拿到审案局来审。而“犯罪嫌疑人”进了审案局,只有三种结局:

    第一种,就地正法;第二种,鞭刑,然后收监;第三种,查无实据,放人。

    人一到审案局,能出去的很少。审案局很恐怖。

    都是些什么人被抓进去了呢?

    湖南各府州县,只要有人举报,说某某是土匪,或者通匪,曾国藩就会派人去抓。

    这种权力,按理讲,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曾国藩作为团练大臣,其实不该干这事。不仅从职权范围来说有越俎代庖之嫌,更因为这种事情牵涉经济利益。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家族之间,若有仇恨,他们会用各种方式进行报复,而在战乱年代,诬告对方为匪通匪,尤其盛行。譬如,甲告乙通匪,捏造一些把柄,闹到官府;官府调查,知道乙并未通匪,然而,既是形迹不无可疑,又到了官管的范围,那么,乙需做一些“表示”,官家才会让他脱身。这是诬告的情形。还有一种,是真的通匪,对官家来说,那就更加奇货可居了。并不是说地方官皆以这种方式诈取钱财,而是说,旧时传统中国治理地方的机构设置有问题。在地方官与百姓之间,有一种人叫“胥吏”,他们直接与百姓接触,对地方官负责。他们不是国家公务员,但是他们处理的事情,却属于国家公务。这是一种怪现象。“胥吏”通过处理公务可以获得利益,因此,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案子——换个词,叫业务。不管是真案子还是假案子,只要有案子,那就有业务,有业务,自然就有收入。

    现在曾国藩办了审案局,各地案子的人犯人证都被带往长沙,这么一来,各府州县的胥吏就有意见了,因为,业务跑了,收入少了。

    于是,胥吏们将不满反映给自己的老板——知县知州知府,小老板们再往上反映,直到大老板——巡抚。既然地方反映普遍不佳,巡抚自然对曾国藩有偏见。这是第一点,因为办案挡了人家的财路,所以曾国藩得罪了人。

    剿“匪”乱“剃头”

    官员害怕官逼民造反

    当时,曾国藩,大家都叫他“曾剃头”,但这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获得的外号,而是因为他开“审案局”杀了太多“土匪”而得到的恶称。

    依照当时法律,杀对的人固然不少,杀错的有没有呢?有。

    长沙知府仓景恬有一份回忆录,就记载了审案局因一个案子错杀了四个人。

    更糟糕的是,曾国藩不但错杀了好人,还放走了坏人。

    对此,曾国藩事后隐晦表示,确实杀错了,但他并未做出“深刻检讨”。

    仅仅数月,曾国藩大笔频挥,杀掉两百多人。

    很多人对他的行为不满,说他滥杀。

    曾国藩则以为,乱世须用重典,不如此不足以让为匪通匪的人得到警告,只要治安因此好转,哪怕世人说我“武健惨酷”,我也认了。

    但是,这已经不是他个人问心是否有愧的问题,而是引发了湖南官场对他的普遍反感。

    清代嘉(庆)、道(光)以降,官与官,官与民,已经逐渐形成这样的局面:官官相护,官民苟安。

    官人安于现状,不去过度逼迫百姓,小事就不会酿成大祸。若逼迫太甚,闹出“群体事件”,上峰就会怪罪,严重点,闹到朝廷,皇帝发一通脾气,基层官员更受不住。民众通匪?就让他通吧,我派一支官军过去,匪人害怕剿办,望风而逃,那不就无匪可通了吗?地方官就是这种认识。只要不在辖境内扯旗造反就成,民众偷偷跟土匪做点生意,赚点钱,地方官认为这无所谓,不严重,没必要上纲上线。

    曾国藩就不这样想。他认为,既欲“剿贼”,那么,民众卖东西与“贼寇”,都得禁止,都要惩办,更不要说还跟着“贼寇”一起抢田地打土豪了。曾国藩与地方官观察事情的视角不一样,他们的利益也不一样。曾国藩不怕地方上闹事,闹起来,他或觉得更妙,惟其如此,他才知道到底有谁参与叛乱,不闹反而不知道。但是,地方官却是千祈万愿不要闹起来,民众私下“通匪”,他不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害怕直接闹起来。一县如此,一府如此,一省亦如此。而事实上,一些所谓“匪”,也是被曾国藩一通猛杀给激起来的。“嫌匪”是这样想的:我有嫌疑,你就把我抓去长沙杀了,那不如干脆起来造反呢,对不对?反正是一死,做了真土匪,还有可能不死,这可比束手待毙强。于是,在湖南官场,攻击曾国藩的人越来越多。

灰    头    土    脸 起吆喝乱兵把曾国藩赶出长沙城

    狂乱“正规军”,逼得“游击队司令”出大丑

    大家认为,曾国藩回乡之初,还能平易近人,怎么到后来就成这样了呢?

    是不是倚仗做了京官,朝中有人,就在家乡耀武扬威?

    当然,大家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曾国藩有钦命在身——圣旨让他“团练乡民”,“搜查土匪”。

    大家心中诅咒,曾国藩这么胡作非为,总有报应,咱就等着看老曾的笑话吧。笑话很快就来了。

    曾国藩练军,除了罗泽南、王錱的湘乡勇,手下还有一员大将——塔齐布。

    塔齐布本是绿营低级军官,曾国藩将他借调过来,命他招募训练辰(州)勇与宝(庆)勇。

    当时的湖南提督(官阶相当于今天的湖南军分区司令员),名叫鲍起豹,他对曾国藩很不满意。

    湘军操练很辛苦很严格,而提督管下的绿营军则是吊儿郎当,战斗力极差。相形之下,就有了是非。

    第一,舆论认为湘军好,话传到鲍起豹耳中,他认为湘军的存在是在寒碜绿营。

    第二,湘军工资比绿营高。湘军普通士兵月薪为四两二钱,比绿营兵高出40%,为此,鲍起豹心里又不平衡。最后,两支军队驻扎同城免不了冲突,士兵之间常常斗狠打架,这也令鲍起豹烦心。

    士兵喜欢赌钱。有一次,湘军与绿营兵聚赌,因为口角引发械斗,湘军士兵打了绿营兵。鲍起豹就要将湘军士兵提去处罚,曾国藩没办法——手下打伤了人,且犯了赌博,只得将肇事士兵送去绿营挨军棍。

    又有一次,湘军操练,同场还有绿营兵,不小心,湘军一枪打了绿营的一个勤务兵。鲍起豹就对曾国藩说,你把走火的士兵找来,捆到绿营,打上三百军棍!三百军棍是什么概念?至少把人打得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团练不是国家正规军,手下既然伤及正规军,自然得照民人袭击军人的法条进行处罚。只是,真把人送过去,曾国藩很难受。没办法,最终还是送过去了。至于平时,绿营欺负湘军的事例亦不少,哪怕是曾国藩的亲兵,也常被打骂。

    直到有一天,又是湘军同绿营兵聚赌,这回是绿营兵撒泼,杀了人。

    曾国藩以为,可算找到机会立威了。他对鲍起豹说,你得把肇事绿营兵捆过来,由我依法处置。

    依法,这个绿营兵就是死罪。

    鲍起豹二话不说,还真就把人送过来了。只是,随着这个肇事绿营兵而来的,还有很多绿营兵。

    他们蜂拥至曾国藩在又一村的办公室,鼓噪,说:咱们倒要看看曾大人你怎么处置他。局面大乱,甚至有拍他桌子、推他身体的。

    这一来,曾国藩不敢杀了。他不知道杀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万一引发士兵暴动,咋办?那么,不杀呢?也不好。作为军队统帅,固应令出如山,现在却要出尔反尔,颜面何在?两难。他不知道如何处置,呆了。

    外面越闹越凶,再不制止,有可能发生暴动。

    曾国藩办公室隔壁是湖南巡抚官署,他就去找骆秉章求救,说,闹成这样,怎么办?

    骆秉章说,我也不知道啊。要不,我帮你劝一劝,让绿营兵先回去,至于肇事士兵,我看,你还是放了吧。

    走投无路,曾国藩无奈,只好放人。

    这是很屈辱的一件事情:当着那么多无知无识的乱民乱兵,堂堂二品大员、钦差团练大臣,屈服了,举白旗投降。

    下策含羞走,衡阳雁去正是大鹏展翅时

    受了奇耻大辱,曾国藩不服。

    尽管此时他在湖南的人缘不怎么好,仍然有几个“死党”挺他,给他想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叫“举发”,就是告御状,把这个事情捅到北京去,请皇帝断曲直;

    中策是“含忍”,这次先认栽,一旦逮着机会,再与恶势力作斗争;

    下策则是“引退”,包羞忍辱,离开长沙。

    为何告御状是上策?因为,曾国藩在北京有强大的人脉,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皇帝反映湖南绿营存在的问题,包括提督是否称职的问题,届时,皇帝裁决此事,曾国藩的京官朋友都能说上话,还怕搞不定一员武将?此计胜算不小,故曰上策。

    至于中策,倒是有点无聊。因为,曾国藩来湖南,主要任务是练军,如今不将主要精力放在练军,却牵挂人事斗争,像什么话?

    那么,中策不可行,可行的似乎就是上策了?

    不然。曾国藩人格的可贵,就在此体现出来。

    曾国藩说:告赢了又如何呢?告赢一次,还有下次,恩怨纠结,不得宁日。在长沙,最高长官不支持他,办事官吏杯葛他,民众痛恨他,军队挑衅他,耗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既然如此,干脆选择下策,走。

    他写了一道奏折,借口“就近剿匪”(其时湘南比较乱),率军去了衡阳。

    于是,曾国藩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长沙。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秋节前一夜,曾国藩伤心地从长沙城内的又一村离去,移驻衡州练勇。湘军水师也从衡州开始组建,影响中国近代史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就从灰头土脸的挫折中,开始真正的人生崛起。


作者:文/谭伯牛 图/徐晖铭(实习生尹文军参与此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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