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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夕大火,仅剩民房六百家       
文夕大火,仅剩民房六百家
[ 作者:梁小进 任大猛 | 转贴自:长沙晚报 | 点击数:2135 | 更新时间:2008/11/29 | 文章录入:admin ]
来源:长沙晚报  时间:2008-11-07  
 

    长沙经历1938年火劫后,剩下的房屋极少。所幸,近年来,长沙加大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力度,在老长沙的街巷中,人们仍可伸出手来,触摸这座城市的伤痛,并铭记历史。

    火后长沙从南门口望得见北门口

    民国时期有记者记录说:“(文夕大火前的长沙旧城)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

    然而,就是这一繁华富庶的城市,却于1938年11月13日,因误判敌情,张皇失措,千古名城竟横遭烈焰之灾。百年缔造,付之可怜一炬。综合多位当事人的记录,这一把七十年前的长沙大火,共烧三天三夜。

    长沙火烧之后,供职省保安司令部的朱沛莲,与同伴骑马,行走于沦为瓦砾场中的长沙城,他悲伤地看到,“原系石板铺成、长约2里”的南正街(今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昔日“市容整洁,为长沙精华所在,两旁店面房屋整齐壮观,商店栉比,此时已被全部焚毁。左侧省政府(今学院街长郡中学)至太平街、西门大街、坡子街一带原亦热闹非常,其时在马背上向西眺望,水陆洲及岳麓山下景物一目了然。因其间密集之房屋,亦已均遭回禄(即火灾),综计自天心阁至走马楼为止,仅存残破不堪、倾斜欲坠之屋七间。八角亭、南阳街至中山路,被烧者十分之七。东长路、浏阳门外街、小吴门、戥子桥等处,被毁者约为半数。中山路以北湘春路等处,因建筑物较为稀疏,整片焚毁者不多,故损坏者约二三成或一二成不等,惟五层楼之湘雅医院,仅存长方形之四壁高耸。”曾宪枚说,长沙火烧后,当时可从南门口望见北门口彭家井的天主教堂。

    教堂洋行神庙及官僚公馆烧得很少

    长沙大火烧毁了全城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屋,计五万六千余间,其中民房、商铺、学校等烧毁最为惨重。但火场之上仍有少数建筑保留。

    蒋介石派往长沙、对长沙大火进行调查的两湖监察使高一涵,曾深入市区勘查,他在《长沙市火灾调查书》上写道:“此次勘查所及,则环城马路以内,所有繁盛之区,如南正街、八角亭一带,凡属巨大商店,几乎百无一存;其他各大街市之中,残存者亦仅各有三五家或十余家不等。而省党部(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旧址在今民主东街省总工会)、市党部、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法院、银行以及省政府等公共机关,则或系完全留存,或尚存一大部分。公私相形之下,难免令被难者,心更不平。”

    其实,除了机关之外,瓦砾堆上,仍可见教堂、洋行、神庙、官僚公馆的屹立。长沙关、太古、瑞丰、三隆洋行都完好无损,而社坛街、南正街、东长街、南阳街、北正街、草潮门、外湘春街、彭家井等处的教堂均完好无损。楚湘街的天符庙、柑子园的多佛寺、玉泉街的玉泉山、小古道巷的南岳行宫等庙宇也多半未遭火烧。曾经有专家分析这种现象说,“这是因为当时的放火者,囿于当时的教育和见识,浸淫于当时半殖民地的奴化教育和封建迷信等影响,怕得罪洋人,怕得罪菩萨,所以不敢在洋人和菩萨的辖地纵火。同时,洋行、教堂和长沙的神庙,多筑有高大的风火墙及空坪,或为水泥建筑,火势难以蔓延扩散,故得到保留。”同时,军阀何键、刘建绪、陈光中、陈长簇等的公馆也未遭火烧。

    橘子洲上火劫后剩余的房屋最能看出当年放火的特征。陈树钧利用解放后房产统计数据说:“当年橘子洲放火后,大量民房被焚,但留下了将军庙、灵官渡。另外,像唐生智的别墅、美商美孚公司、英商亚细亚公司、英国领事府、天主堂等都完好。”

    南城基本烧光,北城略有留存

    长沙大火中,长沙环城马路之内的主要街道,烧得十分惨烈,南正街(现步行街)、坡子街、臬后街、八角亭、药王街、太平街、西长街、大西门、北正街……当年回到火烧后长沙的人们记录道:这些地区是碎瓦颓垣、一片凄凉,尽入眼帘。

    如北正街,除了左局街口的一个石头教堂存在外(今天仍屹立在中山亭往北的黄兴北路旁),仅头卡子附近剩下一家小瓦货铺。

    长沙大火烧的主要是主城区,长沙城外比城内受灾轻,越远越偏僻的地区受灾越小。

    根据陈树钧的记录,小吴门外的居然里、清水塘、军路侧、黄土塘、桐荫里、衡湘里、乔庄为轻。桐荫里的很多公馆以及北美基督教青年协会和内地会瞽女院均未毁。浏阳门外以二里牌、念佛林、粑粑街的上下宜园为轻。浏城桥下的平民住宅也完好无损。南门外的马益顺巷、青山祠、妙高峰、南村、天鹅塘岭、白沙井岭、天心游路、回龙山、小林子冲、南陈家垅、仰天湖后街,以及上六铺街、义坟坪、南湖港一带均有很多房屋没有烧毁。如六十码头高达六层的楚善堂,据说是李觉的娘念佛的地方,耸然无损。南门外的金刚禅院、熙台岭的自在禅林、社坛街的内地会等都还完好。

    而昔日如锦如织的长沙主城则烧得十分惨烈。长沙旧城区中南城基本烧光,仅留下大、小东茅巷等处房屋。北区则烧得甚少,上营盘街、五堆子、文星桥、赐闲湖、党部东街(民主东街)、党部西街(民主西街)等未遭火劫,老城西北角的西园、通泰街、寿星街、培元桥一带也有房屋保留。

    北门房屋保留甚多,一是当时先从南城放火,等到燃放北面时,禁令到来;二是有柳三和灌醉放火队的偶然因素,三是冬天的长沙刮西北风,火势向南,北面即使点火也易被风势吹往南面,且容易得到救护。

    至于北门外,更有大片房屋没被烧毁,如四邻里、彭家井、外湘春街、铁佛东街和丝茅冲等地都有一些房屋未毁。熙宁街、三角塘、东岳宫、油铺街、洋火局、桃源坊有很多房屋未毁。而麻园岭、大王家巷、文昌阁、十间头、福寿桥、上潘家坪、上大垅等有大量房屋未毁;新河正街有五十多栋房屋未毁。外湘春街基督教永恒堂(福湘女校)、长春巷的天主堂、三角塘的育群中学、熙宁街的丽文中学、盐仓街的广益附小、留芳里的东禅古刹、油铺街的少白龙王庙,均系劫后余生。

    陈树钧著文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长沙房管部门曾于1952年对全市房屋进行统计,发现长沙全市约有440多条街道没有全毁,其中190多条街道只有一两栋房屋未毁,130多条仅三四栋未毁,幸存房屋五至十栋的有60多条街巷,约占6%,11至20栋的有30多条街巷,约占3%,21至30栋的10条街巷,约占1%,30栋以上房屋保留的仅3条街道,约占0.26%,全市1100多条街道(不包括河西和水陆洲),片瓦不留的690多条,约占60%,街巷幸存但留存不到5栋房屋的330多条,约占29%,全市严重受灾街道将近90%。受灾之广、惨、重,确属历史空前。

    其实,长沙大火后,国民政府也曾对长沙主城区残留房屋进行过统计,但不够详细。

    民国时期著名记者黄性一曾就长沙大火作诗悲吟道:

    户口殷繁卅万夸,

    烬馀残物路横遮。

    谁教补火连三日,

    仅剩民房六百家。

    为什么叫“文夕大火”

    文夕大火的“文夕”二字,与长沙“马日事变”、“灰日暴动”的“马日”、“灰日”的解释属同一类。

    民国时期,电报是新鲜和先进的事物,在电报文末,为节省用字,常采用特定汉字,即韵目字来记日。

    作过旧诗的,都知道这种韵目字,即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七虞八齐九佳十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等。常用韵目代字,实际只有30个,31日则用两个形近字“世”(形近卅一)和引(31)表示。

    根据这一规则,马日事变之马日指21日,灰日暴动之灰日指10日。

    文夕大火,按字面意思,指此次大火发生在12日(文日)深夜(夕)。实际上,文夕大火在今天人们的时间观念中,发生在13日凌晨2时左右。不过,旧时人们习惯上认定13日凌晨即为12日的后半夜,故“文夕大火”之名沿用至今。文夕大火亦称长沙大火。任草草

火烧长沙是否吓退日本兵

任大猛  梁小进

    长沙大火之前,广州、武汉失守,全国舆论和国民党统帅部都预计日军的下一个“中心目标,当然在夺取长沙”。于是蒋介石作出了放弃与焚毁长沙的决策。

    “文夕大火”发生后,一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假使我们不焚城的话,敌人是要随即进占长沙的,烧了长沙,实是保全了长沙”。(见《张治中回忆录》)

    当年,长沙大火“事故责任人”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司令酆悌,被推上法庭审判时,亦“慷慨陈词”:“假定没有这次大火发生,日本鬼子是不是会这样停止进攻?长沙的守备部队,不过五十师之一部,敌人既然进迫汨罗江,为什么却又转回岳阳?” 酆悌并要求:“这些我只期待后人以历史的眼光给予评论。”

    然而,文夕大火过后数十年,史学家从日本防卫厅公开的侵华资料中看到以下内容,即日军1938年10月占领武汉以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已失去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当时,由于后方补给困难,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内,曾对是否继续进攻湖南、向岳州追击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结果,日军第十一军决定,在占领岳州之后,停止向湖南腹地进攻。11月10日,日第十一军即发出命令:“决定中止在岳州、通城一线附近的追击”,“转向警备态势”;其“第六师团在今村支队攻占岳州后,应急速令该支队经水路返回武昌”;“第九师团……大致在咸宁、岳州之间地区集结兵力”。日军发布的这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命令,解读了“文夕大火”后,日军退兵之谜。

    从日方解密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攻占武汉后,日军在中国速战速决的幻梦破灭,他们发现他们已陷入“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局面,他们发现自己已陷入旷日持久消耗战的泥沼和骑虎难下的境况中,其时,日军在中国战场投入近百万庞大兵力,近45万人伤亡,而在它的面前,一个4000公里长战线、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抵抗;而相当于日本本土近3倍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有中国共产党等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日军为应付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已显“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而15个多月的战争也使日本兵源捉襟见肘,“步枪炮弹都不够用,至1938年6月,连日本学校用的教练步枪都被收回”。

    日军的困境,当时被一位著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看到。他说:“我的客观地位,对敌人占领武汉后的战略判断是:在地图上以武汉为中心,用两脚规向外画一个比较适战略着眼的圆弧,则信阳、岳阳各地都是圆弧范围以内的地域,这些地区,就是攻略武汉之攻击到达线。因此,敌人必须将以上圆弧内地区全部占有,始能巩固武汉三镇之安全。”而长沙则不在这“圆弧”范围之内。显然,长沙不是日军“巩固武汉三镇之安全”的战略点。

    长沙大火,日寇退兵,标志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日方在长沙大火前后,决定改变军事进攻态势,提出“政略进攻为主(政治诱降)、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方针,并要求“停止正面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政作战”,并开始提出在中国扶持全国性汉奸伪政权,以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长沙大火后次月,国民党领导人之一汪精卫即投入日本人怀抱,后,成立汉奸汪伪政权。

    值得一提的是,“文夕大火”发生的当天(即1938年11月13日)开始,至12月19日,日军第110师、第27师各一部共6000余人,由平汉、津浦铁路线出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游击战争实施围攻打击。


作者:文/梁小进 任大猛 图/徐晖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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