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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门外的长沙   
故居门外的长沙
[ 作者:梁赐龙 | 转贴自:长沙晚报 | 点击数:12933 | 更新时间:2007-1-16 | 文章录入:admin ]

来源:长沙晚报  时间:2006-10-24起连载


    我出生于1923年,今已83岁。80多年中有几年出外求学和逃难,在长沙城居住了70多年。家无恒产,历年多次因故搬家,贷屋而居,长沙南北四门都曾暂住,而以北门居住时间较长。少年多幻想,老年常怀旧,近期我逐一访寻了我的故居。发现有的已无迹可寻,有的虽依然留存,却又面目全非,都成陈迹矣,物换星移,沧桑变化,令人感怀,但所幸并非城狐社鼠,而是与日俱新,甚或繁荣昌盛,如花似锦,使人欣慰。兹分别记述如下:

龙王宫

    龙王宫是我出生的地方,位于长沙城北区通泰街旁,是一条古巷,距湘江河岸不远,因有一座龙王宫而得名。我所知道的长沙龙王宫有四座,都在北区。除通泰街龙王宫外,还有北门盐仓街平浪宫的少白龙王庙。这平浪宫气势雄伟,临河数十级石阶,直达河下,江边惊涛拍岸,避风船只则一字排开,少白龙王威镇其上,是长沙临江一大胜景。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亦提到平浪宫。又有新河龙王庙座立河街,气派宏伟,有一座庄严戏台,台上左右马门台前两根巨柱,配有楹联,顶盖檐牙高挑,极有气势,日本人井上靖所著《中国戏曲史》中便配有此戏台全景照片,并有说明。此外,在北门外下麻园岭附近有一座龙王庙,依长堤而建,有年正月唱大戏,我和同伴们前往看戏,台前人头攒挤,台上哇哇大叫,印象如此。由于长沙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水患多在西北沿江一带。龙王是管领江海湖泊之神,故此老百姓多在水患恒发之处建庙,祈求龙王爷保佑。

    我出生在龙王宫对面的一所民宅里,70多年后,民宅仍在,临街五级石阶,门厅进去,只见座北朝南两层三开间楼房。红漆柱,绿门窗,斑驳陈旧,敬问住家主人,则系40年前来此佃居,前事则无所知。而对面的龙王宫则已改建成五层楼房。回想当年,迷信的祖母常领我来此进香,叩头礼拜之后,必于庙内方形水池里饮一勺神水,以保平安。诚然我确是长大成人,却又几经磨折,方才修成正果,步入耄耋之年,生活无忧。近年再访故居,又已改建成新式楼房了。以往一座城镇历数百年无多变化,而今则是日新月异,处于变化之中了。又过两年,故居门外大变,修起了六车道并有宽阔行人道带花圃的湘江大道,和一条湘江风光带,昔日零乱肮脏的河岸,变成了美丽的沿江走廊。靠近我的故居矗立了两座30多层的高楼,人们居其上,可以俯瞰滔滔北去的湘江上风光。秦皇食府、好食上一系列的大小餐厅吸引奔驰、大众、宝马载来的男士美女群,双双进入大厅。包厢,觥筹交错,饱尝美味佳肴.故居门外,你还将走多远啊!

陋园

    龙王宫临近河边,地势低,每年夏季,湘江涨水,沿江一带民居,往往浸泡水中。1925年,我家因避水迁居陋园,与外婆同住一宅。

    陋园和佘家塘、富雅里等都是湘春路中段的几条古巷,内与学宫街相连。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7年3月,开始拆长沙城墙,至1931年,全部拆完,城墙基地辟为马路。湘春路于1924年较早拆完。我能回忆到一生最早的生活情景,则是在陋园口的马路边玩耍,此时,大约三四岁。

    外婆家姓郭,湖北宜昌人。外公是一位秀才,中年去世。大男郭寄生,少年有才,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命入方言学堂,储为外交人才;但他却在辛亥革命前组织日知会,从事反清活动;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率领新军攻打总督府;军政府成立,任军法处长;后又领兵光复鄂西等地;袁世凯称帝,他与黄兴联络,准备起兵,事泄,逃亡来湘,办起了《正声日报》。于是,外婆和我的母亲也一齐来湘,租居陋园。1922年,我父母结婚。不知何时何地,舅父郭寄生又参加了共产党,回到湖北;1923年,协助施洋办《真报》,京汉铁路大罢工时,他写了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支持铁路工人;“二七惨案”后,舅父被通缉,逃到广州,任孙大元帅秘书。“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从此,他丢下老母妻儿不管,干革命去了……

    陋园的故事说不完。1980年代,当我再访寻儿时游玩的巷口时,却已杳无踪迹,惟见一座高楼耸入云霄。陋园虽陋尚留名,它便是我的故居门外的“陋园宾馆”。

彭家井

    外婆终于被接回湖北去了,我家又迁居到陋园对面的彭家井。所居乃是彭家井中一座普通民宅,石库门,三开间,小院落。门外正对一座花岗石砌筑的古坟,古坟虽碑石犹存,却常有小孩在上爬援玩耍。巷子的另一边便是古井彭家井。那井是麻石砌好的方形池子,长宽各一丈余,深四五尺,终年泉涌不溢。每日里附近居民前来取水,用之不竭。泉水甘美清冽,冬日则有微温。热气升腾。旁有一巨碑,上刻捐款修井人姓名。这涌泉来自城外高阜留芳岭,地下泉水在此涌出,以惠百姓。

    我家右侧又有一方形钟楼,高八层,每日按时敲钟,钟声悠扬。钟楼前则是大教堂,十字架耸,下有“天主堂”三字。据闻为意大利人创立,并设天主堂医院一所,父亲因病曾在此住院,我随母亲去送饭,在二楼,见白衣护士穿梭来往,满室来苏水气味。

    我家于1926年迁来彭家井,第二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长沙师范教师柳湜先生是左派人士,风声紧急时,走避我家。有一天晚上,母亲取出绸袍一件,马褂一袭,让他穿上,他戴上礼帽从彭家井就此匆匆走了。一去之后,再无消息。父亲料他必已遭害,伤感不已。自此每年祭祖烧包之时,必顺便给柳先生烧送两个,以寄哀思。不料,柳先生终于到了延安,又得到父亲给他烧包的讯息,某年突寄来一信,其中说到:“收到民(冥)洋万元”。父亲且喜且笑,额手称庆。1937年抗战爆发,一日柳先生忽来我家,但父亲外出,他留言晚9时前到小西门船码头会面。惜父亲当夜回家太晚,未得一见。又过十余年,长沙已解放,柳先生出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来长视察,两人才得见面。生死之交,终得畅叙阔衷分别。但1957年反“右”,柳先生被打成右派,自杀身亡。父亲一直对柳先生怀念不已,至其弃世时,尚不知柳先生最后之消息。

    今年,我再次访寻彭家井,见故居仍在,但已破败不堪,拆毁之期料已不远,而故居门外景物虽有变化,而大体如昔。当然彭家古井则已彻底平毁,改建房屋了。兹录第一次访寻后所作诗一首,如下:

   古井残碑字迹荒,故居门外几回肠。
   儿时仿佛诸般事,待要成诗却杳茫。

麻园岭

     彭家井成为是非之地,因援救柳湜出走,父亲也出外暂避,并改名新民。我家于1928年从彭家井迁居长沙北郊麻园岭。

     麻园岭虽近城市,却似乡村。门前新开的北大马路(今湘雅路),西起湘江河望江亭旧址,东过铁路,再从模范监狱的八角楼边绕过,直走丝茅冲,到达朱家花园。我家附近则是菜园、茭瓜田、藕田、稻田,还有玫瑰园和池塘、溪涧、小山岗,环境十分优美。

      每当盛夏,瓜棚豆架之畔,藕塘荷叶田田,映日荷花别样红艳,更衬有万朵玫瑰、千串白槐花,香远益清,蜜蜂营忙。长沙城北郊如此自然美景,成为我少年时代的开心世界。

     我家租用的那座民房是一座三开间的两层楼房。楼上房东自用,大老婆小老婆分占东西头,我家则住楼下西头。东头几换住户。这处民房,四周是高过屋脊的封火墙,人们居住其中,就像住在一个大箱子中一样。

     这屋有前后门,前门临一条小街麻园岭,后门外便是新开的北大马路(今湘雅路)。其时北大马路为砂石铺就,两边则是一带荒草地。荒草地是各种植物和昆虫的栖息地,也是附近少年们的乐园。

     我的故居后门外,马路两边,有一家湘雅医学院及其对面的雅礼中学堂。雅礼学生爱踢足球。球队称蓝白足球队。蓝短袄、白上衣是他们的队服。每到星期天,雅礼球队要与驻长的英国水兵比足球。足球是一种疯狂的游戏,必定要很多人观看,欢呼,鼓劲,一面大喊HAPTT BETE,一面摇旗鼓掌,足球队员才有劲。所以每到比赛,雅礼中学堂必大开校门,让附近的少年们进去观看,助威。

    附近少年看了足球赛,也学着踢足球,马路两旁的荒草地便是我们的足球场。每天下午至傍晚,各街道足球队在此摆战场。麻园岭、喜鹊桥、留芳岭、铁铺东街、文昌阁、王家巷各有球队,捉对厮杀。其中文昌阁足球队的队长李海清是我表叔,家住雅礼宿舍,人高马大,技术又好,每次来都威风凛凛,是我们的偶象。

    麻园岭的故居门外,还有一块空坪,左右也是荒草地,每年夏夜,祖母领我们到这里乘凉。祖母虽一字不识,但是她是指导我们夏夜仰望星空的的天文学家。她认得天上的牛郎织女星、太白金星,识得月亮的种种变化,也会讲牛郎织女、太白金星、嫦娥奔月、吴刚伐桂、天狗吃月……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们家在1936年又迁居了。那一年正逢细妹妹出生。六十年后,我们六兄妹结伴寻访麻园岭的故居。故居虽在,又是破烂不堪了。那些浪漫美丽的菜园、玫瑰园、池塘、小山岗更早已变成高楼大厦、水泥森林矣,遂作诗如下:

    故居门外好风光,回首周期一瞬间。
    少年游戏终陈迹,不胜惆怅忆高堂。

上学宫街

    上学宫街、下学宫街、城隍街、通泰街,从东到西,这是长沙旧城直达河岸的通道之一。

    在货物运输纯靠人力的时代。胶轮板车,每辆可载重一吨。这样的胶轮板车就多行走在这样通道上;那时,旧城内也没有自来水,这里又是挑河水的通道,老年的劳动者艰难地挑着一担河水沿街叫卖,所值不过几枚铜元。

    我的故居在上学宫街的中段,门牌号为上学宫街20号,这是一座三开间的平房民居,靠西头还有一连四间厢房。1936年秋,我家从麻园岭迁来,原由是人口渐多,这里住房多几间。后面还有小庭院和小花园,适合中等人家居住。附近几条街巷也大都是居民住宅,或平房或楼房,鳞次栉比,人们过着安定的生活。但我感兴趣的还是故居门外的文庙、城隍庙和议会大厦。

    从上学宫街20号再过去两家,便是长沙县文庙正门。这座文庙有八字形的大门,正中是蟠龙匾“文庙”二字,匾下拱门进去,便是长长的甬道,红色的高墙,再到一座拱门,上方横匾“宫墙美富”四字。过了拱门,便看见大成殿了。黉宫巍巍,古柏森森,庭院深深,书声琅琅,一派传统文化气息。可惜一把长沙大火,把这一切都毁了。只留下一座破烂的魁星楼,上世纪90年代也被房产开发商用推土机摧毁了。

    这条长街上,还有一座长沙县城隍庙,城隍迷信的说法是阴间的县太爷,管一方百姓的生死。但到了1911年,省城几百学生在这里集会,要收回铁路权,清政府派兵镇压,学生一怒之下,捣毁了城隍庙。我的父亲当时在长沙师范求学,他也参加了这次革命行动。那一年长沙饥民还捣毁了湖南巡抚衙门,大家进去抢东西。我的舅爷爷去迟了,只见抚台大案上还有一方砚池,想起外甥是读书人,便拿回这方砚池,竟是汉砖制作的,保存至今,也算文物。

    城隍庙内的牛鬼蛇神不见了,抚台衙门也无影无踪了,可见时代变了。倒是城隍庙对面的豆腐店到现在还在打豆腐,而下学宫街的马福盛、马兴盛的油货店还在卖米花、麻花。而我的旧宅和附近的民本、自治女校则已变成了新的居民楼了,但我每过故居,都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许许多多的故事。

    故事之一是徐特立老来家小住。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徐特立老来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指导工作,在银宫讲演。父亲和同宅的郭六岑先生商议接徐老来家小住,以便长沙师范同学来这里团聚。我负责照料茶水。徐老知道我和同学组织了“醒狮队”宣传抗日后,便对父亲说:“先明,你让赐龙随我去。”但父亲婉谢了,说:“他还小,过两年再说吧”。我由此长留在了长沙。

    另一件则是我小姨的故事。当年火烧长沙。她的家吴振兴伞铺只剩下碎瓦颓垣,而我的故居学宫街20号却又是瓦砾堆中剩下的几栋孤房之一。小姨比我大五岁,带着我住在这里。我们从碎瓦断壁间中寻些废料,甚至把文庙中的柏树桩也锯来破细,作贡香出卖,终于挣得一笔钱恢复了她家的伞铺。可是美丽的小姨后来误嫁了人,传闻受尽了折磨。直到数十年后,才听说她辗转到美国去了。

    我还记得,1938年的初冬,“文夕”大火前几天,我们坐着小船离开长沙逃往河西,在船上,我们心中默念着:“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家乡?”我们就在长沙大火将起之前,让柔橹声把我们摇到了河西乡。

西园

    八年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我们又回到可爱的家乡长沙。但昔日上学宫街故居已被“文夕”火后的灾民住满了,不可能请他们搬走,于是,只好另觅新居。

    长沙旧城的西北角,有一条知名的古巷,名叫西园,它东向北正街,出口的对面,上是高升门,下是紫东园,都是美称。西向与西园北里和通泰街的泰安里相连接,形成一个三叉路口。巷宽约五六米,长不到千米,却拐了三个弯,是一条幽静古巷。离东头出口不远,又有一条支巷,巷口两户人家,一家是我的英文教师杨子佳先生的产业。1946年初春,我家佃居在这里。石库门进去,五开间平房,西头厢房一连五间,其中一间是厨房。所喜的是朝西窗外,便是一片水面,它是左文襄公(即左宗棠——编者)祠的池塘,蜿蜒朝西北,便是石舫,石山、石桥、花圃。每天早晨,微风从池面吹进我的窗口,清香扑鼻,十分舒爽。

     麻园岭的生活,是我难忘的少年时代,而西园生活,则是我难忘的青年时期。就是这一年的早春二月,我认识了左景范(即左宗棠的曾孙女——编者),就是这一年,我和她处于热恋之中。每天中午,她在周南附小下课后便来到我家。下午课后,我便陪她到司马桥故居。出西园口,经高升门,绕党部东街(即现民主东街——编者),过喻家巷,走营盘街,出口过街,便是她的家,我往往盘桓到深夜才回家。第二年,我们成婚了,那是暮春四月。一间小房,虽则简陋,但人间若有真情在,就不论华厦与蜗居了。我留有打油诗一首为证:  

    西园北接左侯祠,曾是谐和惬意时。

    嗣婿无才惭半子,双栖今已鬓成丝。   

    第二年,大女儿出生了,人生从此进入生儿育女,成家立业的时代。

    西园南面一带围墙,围墙之内便是周南女校,那里曾经是清末陕甘提督周达武的花园。周达武祖上据说是明代朱元璋的后裔,他的儿子朱剑凡创办了周南女子中学。我的父亲早期便在周南女中教书,我也于上世纪40年代在周南工作五年,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也曾在周南中学求学,直到新的世纪一门十二人在周南中学工作学习,可谓关系至深。2005年,该校百周年之际,我特撰文《周南忆旧》于校刊发表,寓以至深的祝愿。

    西园西端的泰安里内,便是知名的明德中学。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从浏正街小学调入这所学校。入门不久,即罹“右派”之灾。以后蹉跎岁月20余年。其间喜怒哀乐,世态炎凉,种种生活情景,同辈人之述尽矣,毋需赘言了。

陈家垅

    不过,我的家从长沙北城的西园到明德中学,还转过一大段路程。

    1948年是国共两党在神州赤县大搏斗决定性的一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至1949年上半年,长沙处于紧张状态,陈明仁、白崇禧先后来到长沙,人们以为将有一番大战,城中谣琢纷起。

    我家一度临时搬到长郡中学暂避,借居一间教室。

    当时,三弟在长郡中学求学,参加地下“迎解”(迎接解放——编者)活动。要画一张毛泽东像,是我代父亲画的。我从一张重庆谈判时蒋毛并立的相片中摹写下一幅木炭毛泽东像。据云,这是长沙“迎解”第一张毛泽东像。

    不久,我家迁往南郊陈家垅。那里在高冈之上,名曰回龙山。这山与对面的天心阁,西南面的妙高峰、南面的金盆岭,东南面的黄土岭诸峰相互对峙,形势险要。当年太平军西王萧朝贵攻打长沙,相传便是在这一带中炮身亡的,留下说不清的遗迹。今天,天心阁城墙下的一片胜地即塑有太平军攻城的群像。

    我家在回龙山的最高处租借的是几间农舍。阴凉而宽大,户外有些余地,种上辣椒。在这里,我们迎接新时代的光明来临。

    1949年8月5日,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长沙。

    12月,梁小前、梁小进出生。故居门外,于是留有我的一首打油诗:

    高阁名泉咫尺间,笑接王师立道旁。

    烽火百年俱往矣,喜育双麟老少忙。

    诗中高阁指天心阁,而回龙山及相对的众峰之下,蓄有多处名泉,其中白沙泉井最是著名。

路边井

    1949年8月,汪立康介绍我到城西二校工作。每日从老城区下课后回家,经南门口绕白沙井,上一片荒山,插到回龙山,途中野草丛生,孤茔几座。回头一望,常常见到一轮红日慢慢地被远方的岳麓山云麓峰衔去。薄暮中,渐近农舍,则听到婴儿的啼声。入门正见祖母喜滋滋地为她的一对曾孙洗澡。咿啊之声不胜喜悦。

    不久,父母亲迁居妙高峰中学,大家庭开始分枝了。此时,我在路边井一家装裱店内找了两间阴暗潮湿的房子,在那里安了家。祖母也和我们同住,照料曾孙。这所故居门外不远的路边井小学,即是宋末李芾死守长沙壮烈殉国的熊湘阁旧址。我曾经在《长沙晚报》橘洲副刊介绍,不必赘述。但当年,我居住和工作在路边井时,街巷中,已了无这段悲壮故事的历史遗存了,眼前见到的多是长沙大火后,人民在一片焦土中,用不屈的精神重建的“新湖南”家园。

    直到近年,我漫步长沙街头,在路边井和附近许多街巷中,还可见到长沙大火后,那些自建的简陋民居和店面。它们保存至今。这正是:

    故居门外兀逡巡,火后重游旧迹存。

    名城处处留思绪,英雄自古是人民。

    这些火后的自建民居店面,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是了不起的历史文物,是城市悲痛和雄壮历史的见证,应当选择一些妥善保留,铭文记实。

浏正街

  1950年秋,我被调到城东二校工作(后改名浏正街小学),任校长五年。我家也迁居浏正街小学。当时的宿舍不过住房一间,好在可以在食堂开餐,等于过集体生活,学校便是家。

  这所学校的校址原名芋园,是清代两江总督李星沅和他的儿子李概所经营的一座私家花园。园内有池塘、垂柳、石桥、回廊、古井……亭台水榭,风景宜人。时贤郭嵩焘、王闿运、左景乔等常在此宴饮诗会。清末民初,又有刘师陶、傅熊湘、李肖聃、刘寅先等南社诗人和近代文人在这里聚会,觞饮赋诗。又有国学大师杨昌济先生来此暂居。毛泽东、陈昌等也曾常来请益。并由此结识杨开慧女士,后,结成美眷。可惜烈女牺牲,数十年后才有一曲《蝶恋花》怀念这位伟大的女性。对她,人们怀着无限同情和崇敬的心情。

    我任浏正街小学校长期间,极想寻找遗迹,可惜一切旧迹皆杳无踪影。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提倡教育向工农开门。我为此曾走访浏正街附近一些赤贫家庭,在浏城桥下铁路边收留过几名贫苦儿童入学。但他们最后还是无所成就,且仍是劳累贫困一生。一切可能皆因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生存压倒一切,以致不能安心学习。相反一些家庭环境较好的家庭子女,大都各有成就。几十年来,我观察,劳动赤贫者家庭若要改变状况,至少需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在文化素养方面逐步提高。现实往往如此,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浏正街小学附近有古迹。定王台传为汉初定王所筑,登高可以望母。台下有花苑名蓼园,地点恰是芋园之东,但已无任何痕迹。仅设一小学名定王台小学,简陋教室几间而已。1985年改建为长沙市图书馆。

  浏正街为出城大道,往东旧有城门称浏阳门,城废门已不存。长沙修建铁路后,出浏阳门向东,人行不便。1933年,长沙建市,第一任市长何元文策划建桥,并将此桥亲自题名曰:浏城桥。过桥便是长浏古道,弯弯曲曲出城。左右都是“文夕大火”后所建民居。

    近期,我来浏正街重访故居,见街道已维修,沿街店铺民房则多无变化。但出浏阳门,世界则已大变样,昔日弯曲古道旁,早已高楼林立,宏伟大观矣!

通泰街八十三号

    人生的轨迹是这样的有趣,我1923年出生于通泰街龙王宫1号,一年后离开。在多处地方绕了一圈之后,于1956年秋,又回到了通泰街,佃居83号,对面不过20步便是龙王宫1号。这一个圈,标志我的一生告一段落,以后又是一段人生经历,迥异从前的33年。以前是自己安排自己,可以自由散漫;以后便是万事难由己了,要遵守纪律。

 但通泰街83号还是值得记述的,它是一座陈旧的木结构五开间三进一层的民居,四周砖墙围着,院内有两株高大的梧桐和一株玉兰。看来平凡,却是清代名臣胡林翼的旧居。而且我们初进屋便见堂屋一侧摆置着十多只大书箱,一位白髯老者正在清点。我爱人左景范一见忙问:彭老师,还认得我吗?老者抬头一望,竖起右手大拇指连声说:“认得,好的,好的,左景范。”原来他是湖南鼎鼎有名的文史专家、诗人彭昺老先生。过几日,又见一位身材不高的胖老者,原来是知交陈云章先生的尊翁,国学大师陈天倪先生。先生博闻强识,文出汉魏,诗在唐宋之间,久有盛名。与两位名师同居名人旧居,应是幸事,可惜因故未能向两位大师请教。

 胡林翼居长沙,大约在19世纪中叶。我来时已过一百余年。我居于通泰街83号时,故居门外,临街小巷,几家铺面,千百户人家栖息在长沙大火之余烬中,所余则多为百数十年老宅,而以木结构为多。于今又过50多年,现在,我再次踯躅通泰街头时,所见仅有少数改建为几层楼房,大多数仍然如故,其中有小小庭院,曲折楼梯,雕花门窗,古趣盎然。

    长沙这座走进现代化的城市,尚不知何时能将汽车纷驰的大道包围的老城区,改造得既留名城风貌,又符合代生活要求的古都。正是:

    故居门外旧迹存,
    时贤来此驻征尘。
    我亦因之留步履,
    未知何日见新城。

 当“大跃进”步伐紧催时刻,通泰街83号故居成了公社食堂,住户一一迁居了,各散一方。我家则迁至本街一条小巷里的仪园。

仪园

    当“大跃进”步伐紧催时刻,通泰街83号故居成了公社食堂,住户迁居,我家迁至本街一条小巷里的仪园。

    通泰街有许多小巷,如:泰润里、仪庄巷、三义里等,都是雅号,或有来历。比如慕莲里,自然早有周姓人家在此居住(周敦颐作有《爱莲说》——编者)。至于周南女校校园更是唐代“破天荒”相公刘蜕在此寒窗苦读之处,刘蜕终于考中进士,为长沙人争了光。到了清代,浙江巡抚胡兴仁在这里建造了一座风景别致的园林,取名“蜕园”。之后,又再易其主。左宗棠部将陕甘提督周达武买下蜕园,精心经营,引水为池,叠石成山,石桥回廊,楼台亭阁,一时文人雅士,都来集会。陈三立等也曾在此居住,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1890年便出生于蜕园。此处,文化积淀十分深厚。近代教育兴起,周南女校培养了蔡畅等老一辈革命家。徐特立、周世钊、吴芳杏、杨树达、李肖聃等在此任教。文史方面,在此出生的后进梁小进、陈书良等尚有成绩。

    人才之培养,固然在乎师资,但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乎优良的氛围,在乎所形成的学风、文风、人风。

 泰安里(上)

    泰安里是通泰街一条较大的古巷,南接寿星街,北通西园北里出湘春路。

    古巷右边是周南女校,即昔日蜕园;隔巷相邻的便是湖南开办最早的私立明德中学。

    一百多年前,这里名大湾,长沙城北一些街巷之下水道都汇入大湾,再由西北角一条总口穿城墙流入湘江。湾畔一片沼泽芦苇和几畦菜土。1906年,湖南巡抚拨大湾为明德校址,谭延闿领人勘查四界,立碑存照,共60余亩。胡子靖募得巨款,环湾建校舍,有四箴堂、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及学生宿舍等。1907年明德学校自左文襄公祠(左文襄公即左宗棠,原址在长沙市工人文化二宫——编者)迁入大湾,大湾遂为明德永久校址。胡子靖自京募款归有诗云:

            炎暑初收夜气清,
            楼台倒影碧波明。
            从今不作穷途哭,
            树蕙滋兰悦此生。

    上世纪20年代,白屋诗人吴芳吉与刘永济、金岳霖、辛树帜、黎锦晖、钱歌川等一批大师级人物在此任教。

    吴芳吉建议在池塘中央建楚辞亭,并命名池塘为屈子湖,遂成湖湘胜迹。吴芳吉有诗赞曰:

         西园楼阁映池塘,缥缈胜潇湘。
         小桥芳径夹垂扬,人影几双双。
         晨昏游息且翱翔,此地乐而康。
         无边清兴最难忘,四季百花香。
         谁怜此老热心肠,廿载走风霜。
         犹凭肝胆渡重洋,鬓发已苍苍。
         门外山高水又长,岳麓与湘江。
         良宵风雨共联床,书声听未央。

    但,1938年西园胜迹和长沙其他古迹一样,在文夕大火中烧毁了。仅存的四层钢筋混凝土框架建筑“乐诚堂”,也在其后被日寇飞机轰炸起火,残留骨架。

    然而,物质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毁灭,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长沙泰安学风、文风、校风却绵远流长,愈困愈坚。一百年中,从长沙泰安里走出来的众多学术大师、科学院士、革命精英、科技人才难以数计。蒋廷黻、欧阳予倩、胡庶华、陈翰笙、金岳霖、刘永济、席鲁思、向达、任弼时、周小舟等是其杰出者。人才鼎盛,反映道脉绵长,积千百年文化积淀,终于结出丰硕成果。


泰安里(下)

    我家于1979年迁入泰安里明德中学宿舍南院。这时,强加于我头上的“紧箍咒”已经解除。上世纪80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住在泰安里的我也奋发有为地做了我暮年的三件“大事”:

    一是为修复左文襄公(左宗棠)墓主持其事;二是发起和参与黄兴先生研究学术讨论会;三是整理明德校史、研究胡子靖先生教育思想和人才之成长。

    昔日残破的明德校园也在改革开放后近20年的努力下,修饰一新,明德中学的校门自泰安里移至湘春路。走进校门,即见满园青翠,挺拔的水杉、蓬勃的雪松,簇拥巍峨的乐诚堂。左侧是新建的黄兴图书馆,右边则是缥缈胜潇湘的屈子湖,清波荡漾、游鳞唼喋。楚辞亭也重建在湖畔,仍然悬挂王闿运所赠胡子靖的名联:“十步之内芳草;六经以外文章。”沿湖新教学楼曰成德、曰达材,清风吹拂,垂柳依依,一座知名学府显得恬静而深沉,她在静思新的一百年内她将琢育出什么样的绝世奇才。

    至于我自己,预料泰安里会是我最后的住址,若干年后,便成为我的故居,虽然我无才德、步前贤的足迹走进名人行列。但我的后人可能会思念我在长沙旧城北的泰安里书斋前曾记述过我的“故居门外”。又题打油诗一首:

    记述行踪写昔年,故居门外已完篇。
    沧桑变换皆陈迹,未来总是胜从前。

    不过事物总是纷繁的多层次的,走进泰安里我们还可见到人们常在这里悠闲生活,喝着早茶和搓着麻将。在我眼里,这也是一道有趣的风景线。

    (全文完)

    编后记:今年已84岁高龄的梁赐龙先生,为我们撰写的《故居门外》系列至此已告结束。本系列稿件首发于2006年10月24日,逢周二《橘洲副刊》即刊发短短一则。此前梁赐龙先生还为本报撰写有《长沙名人故居》系列。这两个系列的“长沙话旧”稿,尤其是《故居门外》系列,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有定居长沙的台湾老人专诚致电,委托编者向作者问候。即便本人的父亲,亦是梁老先生这个系列的最忠实读者之一。

    对于梁赐龙先生的大度,编者深怀感激之情。在此之前,编者曾委托好友梁小进向其父亲梁赐龙先生约稿,但因稿件过长、编者岗位调动、稿件转交等多种原因,稿件最后没有下文。梁赐龙先生和梁小进未置一词,大度处之,似体谅编者难处。作为一名普通编辑,我始终都在努力寻找本土的、短小的、符合报刊发表的原创作品,后来偶然在梁小进处看到一批写长沙名人故居的短稿,如获至宝,得蒙梁先生概允刊发,此即《长沙名人故居》系列。此后,梁赐龙先生又特意撰写有《故居门外》系列,连续刊发,亦获新老长沙人的欢迎,此系列在本土网络中亦广为转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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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客『徐凡楚』于2007-1-15 20:58:43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梁老的文章我已拜读多篇,有许多感触.您对长沙的记忆令人十分敬仰!我今年已近花甲,幼时在路边井小学上学,少时又在十中就读,曾在紫东园食堂就餐,西园北里.学宫街.彭家井.天主教堂.民主东街.龙王宫等一连串熟悉的名字又打开我记忆的大门,真得谢谢您!现在我在广东居住,如有机会真想和您一起走过那些地方,并聆听您的指
    教,望您不吝赐教,祝您身体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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