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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二重性散论       
湖湘文化二重性散论
[ 作者:佚名 | 转贴自:网络 | 点击数:2403 | 更新时间:2006/8/13 | 文章录入:admin ]


    “洞庭波涛八百里,湘楚文明数千年”。湖南人杰地灵,人文荟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人们对形成并传播于湖南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一般称为“湖湘文化“。而在南宋时期,朱熹就曾提出过“湖南学”、“湖湘学”的说法。近年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和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湖湘文化也有着更深的认识。但遗憾的是对湖湘文化的探索都以积极的肯定为主,相对而言,而对其缺陷的反省不多。任何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地域、人文条件下形成发展的,在反映特定历史、地域、人文优势的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局限,因此文化都具有二重性,湖湘文化亦是如此。有鉴于此,笔者拟就湖湘文化中容易为人所忽略的特征作一些探索,以在挖掘弘扬其积极健康的文化精神的同时反思荡涤其消极迂腐的文化糟粕,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再创湖湘文化的光彩与辉煌。因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原则及传统相对复杂,笔者拟另作探讨,现就湖湘传统中的“开放变革与保守、爱国与泛政治化、大气与偏狭、雄健与唯意志主义”几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以求教于方家。
 
    (一)

    湖湘文化中富有求新求变的变革精神和汇纳百川的会通精神,但同时湖湘人的保守与封闭,排外的意识也较为突出,两者貌似奇怪地聚在一起。
    湖湘文化传统中的求新求变的变易精神贯穿始终。远溯至屈子,他是因为坚决主张变法修度、改革内政而受谗流放到湖南的。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上接《周易》的变易哲学(《周易》主张“阴阳相推,变动不易“①),下开湖湘文化的变革精神。周子云:“生生之谓易“、“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②,认为应从物质运动中去理解事物的变化发展。船山学说以主动论为基石。他说:“《易》曰,变通者,时也“,“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③甚至将“动“提到“道之枢,德之牖“的高度,主张“天地之变化日新“。④船山的道器观认为“道“存于“器“,“无其器则无其道“,器变则道随之而变。“道莫盛于趋时“⑤。魏源继承其变革思想,坚决主张变法“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势则日变而不可复也“⑥“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⑦至维新变法期间,湖南成为变法的中坚地带。最激进的谭嗣同高呼“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先““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⑧唐才常也反复强调变法的重要性,以为“不变速亡,变则速强“。⑨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在近代却成为向西方学习的前沿地带,“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洋务运动的曾国藩、左宗棠,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家曾纪泽、郭嵩涛都诞生于湖南,这与湖湘文化的变革精神息息相关。有趣的是,近代的顽固守旧派也并非一直顽固到底,如反对维新变法的头面人物王先谦,晚年热心创办实业,居然成为近代湖南文人“下海“的第一人。
    与变革思想相关的是湖南文化传统中开放的思想内涵、海纳百川的会通精神。湖湘文化兴起之初便表现出兼收并蓄的特点。周敦颐立足儒学、融合佛道,其思想有“三教合一“的特点,他援道佛入儒,确立了理学会通百家的学术取向及理论框架。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并非湘人,而是闽人,湖湘人奉尊其他省份的人士为湘学创始人,其开放的胸怀亦可见一斑。南宋时期,朱熹、张拭的朱张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朱熹由此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而湘学学术思想也因为朱张会讲而发生了大方向上的转移。至明代王阳明来湘讲学,湖南甚至兴起了“楚中王门“。王夫之是湘学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六经为我开生面“,其学说汇通百家,博大精深,采百家之说,集千古之智,成为湖湘文化会通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以至有人称赞他云“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在此一线“。湘学也并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它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特点以涵养和丰富自己。同时也不断处向交流而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而许多学者也主张,湖湘文化本身是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交汇点。湘学专家朱汉民教授曾指出:楚文化的产生,就是中原文化与苗蛮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湖湘文化的产生,也是中原的儒家文化与本地的楚文化遗存相结合的结果。 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中原文化南下与湖南的本土文化(荆楚文化)以及湖南的社会心理,民气风俗融合而成。所谓“潇湘洙泗“、“荆蛮邹鲁“的说法最可见这二重性。另如曾国藩“血诚、明强“的修身目标,“诚““明“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核,而“血““强“则完全是湖南蛮子的一腔血性!⑩
    近代随着湖湘文化向近代的转型,其兼容会通精神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扬,如前所述,魏源、郭嵩涛一大批湖湘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先驱人物,而谭嗣同的《仁学》思想全方位的容纳了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佛的“性论“、“慈悲“以至西方近代物理学的“以太““电“等概念的范畴,其熔铸古今,荟萃中西的会通精神显著易见。
    除了变革会通的主流思想之外,湖南人的保守、排外思想也非常浓厚,以致出现了维新变法期间湖南为变法中心,同时也是保守势力最顽固的地区之一的奇怪现象。变法最激进的人士谭嗣同、唐才常与最守旧的王先谦、叶德辉等皆同为湖湘人。再如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曾国藩等多是湖南人,但湖南人自己却不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反对在湖南开工厂、架电线、通轮船,。 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明确承认“湖南排外性最强“。谭嗣同也痛心于“湖南人以疾恶洋务而闻名于地球“。梁启超推崇湖南人为“天下人才之渊薮“,但也表示过“湖南人以守旧而闻名于天下“。一大批湖湘人士成为近代化的先驱,但在故乡往往施展不开手脚,甚至遭人诟骂,许多湖湘弟子跨越内陆,离开湖南施展抱负,而在此之前,他们在自己的故乡往往经历了极为残酷的挣扎。如郭嵩涛出使西洋却遭故乡人谩骂。湖南乡试的学子甚至烧毁了他修复的寺庙,还准备捣毁其住宅。以致郭痛心长叹,“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相反的是, 同时痛诋洋教和西学的周汉却极受士子的尊重。近代以来,湖南盲目反洋教的运动在全国特别突出,反洋务的呼声也极高,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多为湘人。而当时湖南本地并无几所近代化企业、学校。比之沿海各省、简直是黯然失色。近代不少外国人在湖南一直过着心惊胆颤的生活,创建湘雅医院,资助毛泽东求学的“耶鲁中国“成员出门看病也需乔装打扮。以致后来提出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的伟大领袖年轻时气愤得痛骂:“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在改革开放之前那场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最后一个表态的省份便是湖南……
    湖南这种排外保守的思想根源很复杂,其封闭、独特、内陆性的地理环境对此应深有影响。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11],湖南“重山迭岭,滩河峻激“,故“舟车不易为交通“。这种封闭的环境一方面可以造就古朴倔强的个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造成封闭的保守的风气。湖南三面环山,交通闭塞,自古以来,湘省居民多有历代务农耕种之家,而很少有出外经商之人。因而湖南人很难接受新事物。
    再次,加上强悍刚烈的民气作用,使“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另外,湖南是一个移民与蛮族人杂居的省份,“楚人之蛮性“,古时少数民族多被认为是未开化、文明程度较低、保守落后的象征。
    另一个消极因素可能是理学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湘学的基调为理学,程朱理学在湖湘广泛流布。而理学本身也是精华糟粕并存。其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在失去刚创立时的积极意义后沦化为封建纲常伦理中最著名的教条。后人对封建思想意识的批判往往是从宋明理学开始的。湖南却一直扮演着维护纲常名教保垒的角色。时至清朝,曾文正中兴勤王亦以理学相号召。他本人也被奉为又一个理学家。罗泽南、胡林翼等湘军将帅都以治理学著称。理学中的消极因素影响了湖湘文化中保守守旧的一面。
 
    (二)

    湖湘文化传统中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同时又有着泛政治化的趋向。湖湘人对政治的关注较其他地区更为明显,政治参与意识十分强烈,其对历史的贡献也多体现于军事、政治的事功上。 
    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十分突出和强烈,所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光““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云云。湖南历来以“屈贾伤心地“而自豪,屈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中爱国主义的代表,贾谊也因力主改革被贬于长沙。屈子流放湘楚,“长太息以流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腔忧国忧民之情“虽九死犹未悔“。楚国被灭,屈子也投于湘水之滨的汩罗江殉国,但其爱国忧民之情却永远激励着湖湘人。苏轼云“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宋时张拭、赵方等湖湘学派巨子同时又是抗金名将。蒙古铁骑围攻长沙。岳麓书院数百学生浴血抗元,死者十之八九。清军入关,湖南十三镇军民与之周旋多年。王夫之起兵衡阳,事败后隐居山林,转而通过著述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他强烈的民族感情甚至被认为是近代民族革命的动力之一。时至近代,湖南相继成为维新运动最富朝气一省、武昌起义首应之区、全国农运的中心、北伐、抗日的主要战场……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弟子不断奋起,如锁链般相互挽结着。他们延续着炎黄血脉,守卫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魂。梁启超之“直可以保中国而强天下者,莫湘人若也“杨笃生说“且我湖南人,对于同种之责任,其重大远过于诸省者“。所谓“洞庭悠悠思天下“、“救国先从湖南起“,对于湘人而言,这种为国为民、舍生忘死的精神常常“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巳“(杨笃生语)。《汉书·杨雄传》云:“因江潭而谁记兮,钦吊楚之湘累“。“湘累“一词便充分昭示了满怀忧愤而又不屈奋斗的报国之情!
    正是因为湖湘人背负了太重的社会责任感,其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其对家国大事对政治的关注程度远较其它地区突出。加上中国古代的高度集权高度政治化,以及湖湘学派不断外向化不断事功化的趋向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在湖湘人的心中甚至有着泛政治化的价值趋向。其对历史的贡献也多体现在军事政治方面,很少出现有影响的经济方面的人才。德国学者里希霍芬曾指出“中国军人主要产生于此,很多官员也曾在湖南……但是,银行商业界湖南人却不多“。研究近代湖南的人才结构,就会发现,湖南人才以军事人才最多,大约占了50%左右。一部《清代七百名人传》,共收湖南名人44名,其中被列入“军事”类的为26人,占了将近60%。中共中央确定的中国共产党33名军事家中,有14名是湖南人,占了42%以上。其次是政治型人才,大约占了湖南人才三分之一以上。另据许多学者研究,湖南的作家大多都对政治特别敏感。曾经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的王茂林也承认“湖南干部里面的官本位思想很重“[12],这很值得反思。
 
    (三)

    湖湘人有着大气磅礴与自卑偏狭并存的二重心理意识,其为天下与为个人的二重思想立场也导致湖湘人大气与陕隘的二重处世风格。 
    湖湘人自古以天下为已任,具有一种大谋大略、大智大勇的浩然气概与伟大魄力。屈子的《天问》,苞括宇宙,控引天地;胡安国一句“为学则以圣贤自期,为政则当以宰相自任“雄立千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船山先生“星日昭垂,旷世之师“,湖湘人这种“无所依傍,浩然独立之根性“与雄伟之气魄表现得十分明显。维新变法期间,湘人都高呼“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亡则中国亡“,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豪迈高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除了湖南人,谁又有魄力说出此等豪言壮语!左宗棠曾以“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展示自己的文化抱负,蔡锷登岳麓山作诗“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至于青年毛泽东更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真乃大气盖天。人们说到毛泽东,齐白石,彭德怀等这些湖南人时总以“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军事家“相称,有人作对联云:“数说导师何伟,大匠何奇,元帅何雄“,似乎舍一个“大“字便不足以表达湖南人的豪情!
    但应该注意的是,在湘人自负的心理背后也有着自卑偏狭的情结,呈现一种二重心理意识。诸如“惟楚有材“的说法,有学者考证“惟“只是一个语气词,只是客观地陈述一种事实,而绝没有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只有、仅仅有“这层意思,这句话的原意并不是说:“只有湖南才有人材“,但是在湘人口里却成为他们的“广告词“。这个现象反映湘人的自信多少有些盲目。而且在历史上与“惟楚有材“相对应的还有“楚材晋用“,这很值得湘人反思。实际上,湖湘人才之盛主要表现在宋代与近代。在古代湖南由于地理条件恶劣,为“南蛮之地“,在文化上本土湘人也并无多少建树。湖南古代人才稀少,清末湖南学者皮锡瑞曾写道:“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好不容易等到唐大中四年,唐开科三百年之后才有一位湖南人刘锐中了进士,时人称之为“破天荒“,“破天荒“这个成语就来源于古代湘人人才群体的匮乏,这孰可玩昧。今天提到有关湖南的历史名人,如屈原、柳宗元、刘禹锡等倒是因为湖南落后才贬谪到湖南的。时至清咸丰年间,湘人群体崛起,但多以军政扬功,湖南作为“文化沙漠“的窘境,并无太多改变。杨度的“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的说法常引用表明湘人的自豪,而杨度的直系后人杨念群博士则对此说法给予了新的解读。[13]斯巴达、普鲁士以军国主义著称于世,而希腊与德意志恰为文化集萃之邦,杨度舍弃了在文化层面上的比较,而截取的是其社会实体的政治横断面来比拟中国与湖南之关系,其潜意识是仍然认同湖南是文化贫乏之地的传统概念,而以政治单位的发达来完成自己的心理补偿。因此,湘人格外强调自己的某种责任与使命。如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且我湖南人,对于同种之责任,其重大有远过于诸省者。“这种自负之语本身是源于湘人于天下无足轻重之窘境的一种心理补偿。自负与自卑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在湘人的心理意识中,毛泽东有言“我为极高之人,又为极卑之人。“他所说的本意并不在此,但对此问题也是一种很好的隐喻。
    在湘人以天下为已任之外,也有着另一种思想立场,就是为个人与家庭,大则为国,小则为家、为己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从这一立场出发,湘人往往把经邦济世,改造社会的责任看成是少数亲信,少数精英的事情。例如清朝湘军群体往往都是以地缘性、血缘性、情感性为基础,曾氏兄弟自不必说,而曾国藩,刘蓉,罗泽南等湘军将领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这种以家族关系以个人为出发点的立场,造成了湖湘人的偏狭、小器、排他性、狭隘性的处世方式。这种为天下为个人的二重思想立场,导致了湖湘人开放、大气与封闭、狭隘并存的二重处世风格。
 
    (四)

    湖湘文化传统十分重视精神、主观意志的作用,具有一种独立之根性,也表现为卓励敢死、强悍刚烈的世风民俗,但极容易走入极端的唯意志主义。
    湖湘学派是十分重视精神以及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如其创始人胡宏说“性为本体“。“性本体“具有客观的精神本体的思想,胡宏说:“天命谓之性,气之流行,性为本体,性之流行,心为之主“[14]较之宋明理学中普遍的“理本体“则极大地凸现出行为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张轼甚至把“心“提高到主宰者的地位,认为“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也“[15]可以说为后来王阳明的“心学“打开了门户。王阳明来湘讲学,湖南兴起“楚中王门“。“心学“在湖南地区比较有影响,而“心学“主张则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向了极致。
    湖湘文化上接战国时的楚文化。楚文化十分具有英雄主义和原始的野性思维,好战、尚武、“尚力不尚德““尚力不尚理“[16]。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湖南人强悍刚烈的性恪、卓厉敢死的士风民俗可说是重视精神的典型 。屈原《国殇》中的楚人“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则强兮不可凌“。《史记》上载楚人“俗剽轻,易发怒“,《 隋书》也说“其人率多劲悍决烈“。各种地方志记载更多,如万历《慈利县志》:“赋性悍直“,道光《永州府志》卷五:“俗刚武而好竞“,民国《醴陵县志》卷四:“颇尚气、轻生、善斗“,都给了湘人“强悍“的评语,人们多认为湘人凡事有一种“霸蛮“的性恪 ,坚强忍耐,浩然独往。以其特别独立之根性,而“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梁启超云:“湖南人之长在强而悍“ [17],宋教仁云:“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一些外国学者也认为“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叛心更是该省人民的性格特征“(德国地质学家里希霍芬)。人们常以“辣椒“、“石头“等坚硬、泼辣的物体当成湖南人的别称。杨毓麟曾在《新湖南》中集中论述了湖湘学术传统之“独立根性”:“(湖湘学术)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二百年来,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邵阳魏默深治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道咸之间,举世以谈详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湖湘的这种传统以及湘人的性格,表达了一种高扬的主体意识,对个人精神和意志的尊重,但是很容易忽略事物的规律,陷于唯意志主义的极端倾向,犹如古代楚人“尚力不尚理“那样。湘人的口头禅“霸蛮“,人们也多称湘人“霸蛮“,这“霸蛮“本身内含了固执,不讲理,不讲规律的意思。例如,毛泽东一生可谓最典型地体现了湖南人的性格,其晚年一些失误,如极端重视人的主观意志性,忽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性,与他早年所受的湖湘文化的影响也是有关的。1950年他回长沙回忆早年在湖南学习的情况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这个说法的意义不仅在此,但他的话本身包含了对自己早年所受教育包括湖湘文化有关缺陷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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