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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湖南——湖南人、湖南精神     
我心中的湖南——湖南人、湖南精神
[ 作者:边城渡客 | 转贴自:红网 | 点击数:8422 | 更新时间:2005/8/16 | 文章录入:admin ]


      99年去北图,幸遇时任的朱镕基总理,年轻的我冒然上前认老乡,总理关心的问我青年人的打算,我激动的说要做一位优秀的湖南人,总理和随从都笑了,临走时总理回头对我说“你要先了解湖南,还要了解世界,啊!”他的话语一直激励着我,了解湖南,了解世界,做一个优秀有用的人。始才有了我撰构此文的想法,舍人从军在外,一介武夫,实不敢人前阔论,写的是一份对家乡的热爱,一颗志图盛湘的红心,一份对家乡美好的祝愿。

    洞庭湖,自古疾奔长江八百里,干古浩荡永无息,波翻浪滚,滔滔不绝;水贵鱼肥,油土稻香,美丽富饶;她活象長江巨人那宽丰的肩膀,盈盈而挑起湖之南北,临湖南端谓之湖南,即今日湖南省域。湖南古时属荆州南部地域,战国时为楚国所辖,唐属江南道,宋为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元、明属湖广行中书省的一部分,清将行中书省分开,始置湖南省,并沿用至今。

    秦时,开凿灵渠(现兴安运河,兴安县),沟通湘漓二江,湘江谷地成为南北交通要道,汉末,北方居民南迁,加速滨湖和湘、沅江流域开发。隋、唐以后,境内农田水利获一定发展。开始形成以稻、茶为主的重要产区。五代起,经宋、元、明、清各代,产稻谷的洞庭湖和湘江流域成为漕粮供应地之一,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

    曾有人把中国的地形喻象为引吭高歌的雄鸡,而湖南则正处在“雄鸡”的心脏地带,偶巧的是湖南的地形又酷似一颗正在强有力摶动的心脏,运动不止,生机勃发,其三面环山,北为平原,呈马蹄形地貌,似乎又在喻示着湖南自始而终要去扬蹄跋远,驰骋华夏。

    还记得毛主席的一句话:“不吃辣子不革命来”,湖南人好吃辣椒是万人皆知的,湖南除湘南、湘东极少数小河分属于珠江和赣江水系外,均属长江流域。以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湖为主干,5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300多条,自西、南、东3面汇入洞庭湖,形成扇形水系。长江也有部分水量分泄入湖,会同“四水”经城陵矶出洞庭湖又入长江。境内河流总长9.93万多公里,流域面积近21万余平方公里,众多水系河川和地域气候使这里长年潮气浓重,吃辣椒可以驱潮御寒,防治风湿和其它疾病,长年以往便形成了其独特的地域风味,这里人人有几句口头禅“没有辣椒不呷饭” ,“没有辣椒不成席” ,“没有辣椒不弄饭” ,俗有“湖南不怕辣,贵州辣不怕,四川怕不辣,湖北不辣怕” 现在发展到,四川人吃辣成癖,湖南人吃辣成性,全国上下吃辣成风。从老到小湖南人吃辣椒的普遍性在全国是比例最高的,不管生熟不掺杂要原味最直接,湖南人吃辣椒是最自然、最主动的,不存在呈能和硬装的吃辣。红辣椒代表的是火热、激情、前进,韵含着乐观、豁达开朗,不屈不挠。

    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有古族“三苗”又叫“苗民”、“有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今湖南北部)和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之间,即长江中游以南一带。略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一带。汉魏学者多言三苗是以蚩尤为君的九黎部落后裔,则三苗又可溯源到黄帝时的蚩尤。今世苗族传说中还可找到关于麻头、蚩尤的史影。到了南北朝是蛮族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的重要时期。据《隋书•地理志》载:“今整个湖北和豫、皖、赣、湘部分地区,当时蛮族杂多。与汉人杂居者,和汉人已没有区别;地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其余地区则已渐与汉族融合”。蒙文通:1933《古史甄微》侯哲安:《三苗考》

    另考证为魏晋之前,五溪蛮和武陵蛮已遍布湖南全境,后在五胡侵华,隋文帝伐陈、统一南北,宋室南迁,满清入主中原等历史过程中,有中原人士与湘域土著(主要为苗、土、瑶民)因生活习俗、婚姻、文化的相互融合而逐渐形成为湖南本土之人文面貌,这个地域与中原蒙古人种和沿海一带粤系,即百越分支和越—东南亚混血一直保留着其独立的一面[I]。(据考: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越族曾在今江浙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后被楚所灭。战国时称百越,文献上亦作百粤、 粤; 秦汉时,泛称中国南方民族为越族,史称“北胡,南越”。由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汉代初年越已逐渐形成几个较强的部分,东瓯在今浙江省南部的温州一带;闽越在今福建省福州一带;南越在今广东省境,继发展到广西及以南地区;西瓯大概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南部及以南地区;骆越主要分布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林惠祥1936年: 《中国民族史•百越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百越民族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越史丛考》,)有人说湖南民性因血脉关系,既有着苗蛮之蛮,又有着中原之智,既有着南国之秀巧,又有着北方的沉稳,林语堂说“湖南人是以勇武和坚韧为名的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曾在十九世纪未至二十世纪初七次来华采访研究的德国学者利希霍芬,曾对中国各省人文民性作过详细论述,他说:“湖南人长期保持着其独立的一面,勇猛,忠直、诚实,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是该地区居民的性格特点,是军事人才,政治家的重要源地,但是在银行、商业界则找不到湖南人”

    湖南集山、林、水、石、洞于一体,结秀丽神奇伟于一身,南岳衡山五岳独秀,七十二峰连绵巍峨;洞庭湖上“一螺青黛中心”的君山,清逸秀丽;九嶷山上悠悠白云,胜似仙境;武陵源、黄龙洞神奇莫测,天下第一的岳阳楼,气势浑雄;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森林公园的張家界千岩竞秀,奇丽绝伦,曾令天下人神往的桃花源,源于湘北山湖之地。湘、资、沅、澧四系水脉贯穿湘土大地,浏阳、郴江、潇水、耒河等小河渺湖若比繁星,长江于北端划境而过,百里洞庭更是万顷烟波,水天一色。

    万般景致如一幅幅赏心悦目的艺术风景画,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落足于此即兴赋吟,豪饮抒怀,从屈原之《离骚》诞生,到陶渊明《桃花源记》、柳宗元《永州八记》、范仲淹《岳阳楼记》 ;从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韩愈到白居易、贾至……名人佳篇数不胜数,偶巧的是,往今名家几乎同时都把目光投向了洞庭湖和岳阳楼,将它们作为抒怀图志的载体,如范仲淹有《岳阳楼记》 张说有《送粱六自洞庭山》 孟浩然有《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李白有《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杜甫有《登岳阳楼》 刘禹锡有《望洞庭》……象这种众多名家集中诗颂一山一水,历史上是仅见的,也许是洞庭湖更能寄托诗人的各种理想,挥发自己的意气吧,或许正是这样的缘故才有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扰,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正是有了这些文人诗客来到潇湘大地后,才就开始了对湖南文化以后发展的影响.

    “近百年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湘土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土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杨昌济),也许正如杨昌济先生所说的“湘人之气质” “实亦学风所播”湖南自始传承和积累下来的学风及人文底蕴,湘域民性,历史时机对其‘士风雷兴’产生了直接影响。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年,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常有学者专程在此讲学传经,以南宋朱熹,张载在此的讲学传播影响最深,光弟子达千人,其后学术界虽经过如心学、实学的几经变迁、清代之训诂考据之学的兴起,但受各项因素的影响对湖南士人的影响甚微,这也是自古湖南学者多习程朱理学,习汉学者少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自朱熹,张载在岳麓书院开坛讲学以后,湖南便开始文风大炽,教育逐渐发达起来。古来湖南学风有两大特点,一是程朱理学占据主要地位;二是注重经世致用;在湖南无论是治汉学还是治理学,都注重讲究“有用”,注重研究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种特征的产生则有功于明代学者王夫之改造后的程朱理学,另外一个间接的原因也许与湖南三面环山东、西、南部均曾为多种民族杂居,社会民族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加上历史上湖南经济一直不发达,湖南民性自古刚烈、且好斗,如一旦遇辖域利益冲突、宗族矛盾、天灾人祸便不是相互武斗就是起义叛乱,最早的杨么农民起义,拥兵20万余,震动朝野,妥拒招降;乾隆年间的湘黔苗民起义牵系七省,成为持续九年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前奏,道光后瑶族赵金龙起义,四年后又起蓝正樽起义……各种大小起义频繁暴发,平常的乡斗群殴就更是司空见惯。长期这种群体性斗争反倒使湖南人具有了其天生独有的斗争倾向的和极强的政治敏感性。

    张明圆在《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中说:“湖南人的敏锐警觉性,有救中国当从湖南始而见之”杨度《湖南少年说》感叹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光”这些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湖南学者留心“经济”之学的特点,打开众多湖南思想者的文集时,最鲜明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们都对地理态势,攻防之策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他们往往过多的谈兵谋、讲现实问题的解决,从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到蔡锷、章士钊、毛泽东都是如此。他们的议论、研究、奔走、忧虑的焦点往往与纯粹的政治目标和迫在眉睫的现实形势有关。

    从东汉湘人蔡伦发明造纸术500余年后,湖南才真正出了一名书法家长沙人欧阳询(557-641),再过500年,湖南在学术上有了第一位文化代言人,北宋国子学博士,理学始祖之一的周敦颐(1017-1073),又过了500年就不得不提王夫之(1619-1692)了,具有进步爱国思想的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与他改造的程朱理学即“务实经邦”的“新船山主义”对后继者的人格和思维模式的形成和定位有着必定的联系。

    王夫之(1619-1692年)明末清初启蒙学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石船山,自署船山老农等,学者称为船山先生,1642年24岁王夫之考中举人,王夫之学识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他的著述存世的73种,401卷,散失的约有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 《周易内传》 《尚书引义》 《张子正蒙注》 《读四书大全说》 《诗广传》 《思问录》 … 王夫之在自己的理论中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遇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特殊蛇律),二者是“统此一物”不可分离的,提出“天下惟器而己矣” 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存在的,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其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王夫之在自己的学说中驳斥了“理在事先” “道本器末”的观点。得出“据器而道存” “离器而道毁”的结论,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驳斥了以往学者“泥古薄今”的历史观点,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谈论“天命” “神道” “道统”主宰历史,主张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所以他说的“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过程,“理”是体现于历史现实过程中的规律性。他肯定“理” “势”相成,人们的历史实践的复杂性,形成历史事变的复杂性,应当“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从“理成势”“势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讨。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顶峰,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王夫之把程朱理学中的“理” (天地万物运动变化及人们行为遵循的普遍法则、道理,主要指道德、精神)”与客观的“势”即理到势打通相融,使二者相因相随,互为表里,势激于理,理随势易。把程朱之“理先于天地万物且主牢于天地万物”的空泛苍白的伦理本位,降为充满客观内客的历史本体,并强调内在的“理”去探外在的“势”,使“理”的的活动直接对客观历失规律和现实必然性的“势”来展开,又使外部客观规律和现实必然性牵系着理本体的活动内客。这种以“理”探“势”,“理”随“势”走,“势”激以“理”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一批批外倾感应型的湖南精英,同时,王夫之哲学中的“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提倡每个人都要“博学,审问,慎念,明辩,力行;而苦论五者有第一不容刻缓,则莫力行罢” 所以不仅要坐而言,尤其要起而行,以行之实践来做到“理”到“势”的准确把握,反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理”到“势”的截然对峙,以及“理”到“势”的外倾感应型思维模式,使湖南知识精英们不可能仅仅停留在道德践履的思想幻觉中,而是必让其有所延伸,他们一般是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寻找最佳方式来最直接、最迅速的解决当义务之急,并力求最准确实用,从某些方面的意义上来讲湖南学风淡化了抽象性的玄论或纯思辩的启蒙工作,以考据辞章的儒风不多,起而行之的奋斗精神便为百年以来湖南精英和众人普遍认崇的第一要义和准则。

    王夫之改造后的程朱理学所形成的“新船山主义”开始影响和武装湖南人,船山思想、思维曾造就了一批批湖南精英,使他们都有一种起而行之的奋斗精神,一种经世济国的大气思想,使他们成了担当“天下兴亡”之最勇猛匹夫,由而造就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这种雄才大略使湖南人在此后历朝军政界中光赫于世。有人说湖南人历来不擅长经商,而擅长两杆笔杆和枪杆,说起文武,湖南湘潭人最为代表,可以说成一个时代并出两位、齐白石(美术界)、毛泽东(军事政治思想文章)都是中国在各自领域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还记得有位现代学者也说过一句话:善武不擅文不是湖南人,善文不擅武不叫东北虎。自绍兴师爷后,坚韧而不服的湖南人开始以笔杆讨伐生活者多有,后又逢曾国藩募练湘军,振兴湖湘军制,并一举扑灭了太平天国,这个胜利当时最大的刺激了湖南人“从军”的心理。从此便有了“无湘不成军”,紧接着又有了“湖湘将帅,绍兴师爷”之说。

    曾国藩(1811-1871)湖南湘乡人,其传奇而富有争议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众多难以解开的谜团,在不同时期或同期不同阶段他所获得的评价是那样天壤之别,敬爱与憎恨、推崇与指责同加于一身。他因维持腐败满清政权而镇压起义军,被人认为是民族的逆贼,杀人不眨眼的“曾剃头”,同时,他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能以“孝悌忠信”作为生平的准则,尤以充分反映了传统儒学的为人处世立道,能表露其在人格、精神上夺目一面的曾氏家书为代表性,曾国藩在立德、立言、立功上可以说成就了三“不朽”之业,他为近代人树立了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其虽官附于腐政,但他善用人才,引用贤能,更能以转移社会腐风建立廉能政治为己任,为官清正,注重修养。所以又曾被人推崇为导者、大师、乃至圣贤。近代文化先锋之一的梁启超曾对曾国藩评价说“……在并时诸贤杰中,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而称最笨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文正今日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两位政治对手、死冤家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曾推崇曾国藩其人其精神,毛在早年致好友黎锦熙信中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在《伦理学》一书批注中还引用了曾国藩日札中的经典话语“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在与老对手蒋介石的较量中,他还从曾的《讨粤匪檄》中受启发,适时打出了“土地” “统一阵线”等合适的政治口号,最突出的要算以曾国藩的《爱民歌》为基础而启发起草的著名纪律规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则在繁忙之中还不忘带阅两本书,一本是《王阳明文集》另一本是《曾文正公家书》他多次告诫他的弟子僚属,要多读曾氏等人的著作,开办黄浦军校时,也以曾国藩《爱民哥》来教训学生,以其家书来教化子女。台湾《蒋总统秘录》中说,蒋青年时期所学曾国藩精神是其以后终生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同治初年(1864-1866)曾国藩在南京印行《船山遗书》(有删节)使王夫之的进步爱国思想大彰于世,曾国藩善于把性理之学与经世之道结合贯通,受湖南之学风影响其一生也尊奉理学,他以“理”为世界之本的同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地理,又酷爱文学,有人说朱熹集秦、汉、唐、宋儒学之大成,曾国藩集明、清儒学之大成,虽有过褒之嫌,但其一生都以儒教卫道士自居,历史上也极少否认过其在精神、人格、及学问上的成就。

    毛泽东(1893-1976),湖南韶山人,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一介书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其光辉成就有目共睹,人们常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的确,“他把欧洲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庞大思想体系,并用这种思想教育武装全党全人民,使千万党员,数亿人民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按他的生活去生活,按他的思维去思考,甚至按他的表述方式去表达”(萧诗美),同样,毛泽东的思想明显突出了对社会形势和趋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问题的实质性的剖析和行之有效的改造。他的著作也都是根据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且大多都是为了直接指导当时革命而写“他具把普遍真理具体化,紧紧围绕实践而进行思考的思想家”(周恩来),其永存的乐观主义,钢铁般的意志,博大精深的谋略智慧,以及前古后今仅有的文采武略,无不让人敬仰。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像他一样“不但掌握了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领袖”(惠特拉姆),他的身上很明显的表现出了湖南人“起而行之” “务实经邦”的学风遗韵。其“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更是意气风发,鲜明突出。

   “湖南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光,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我们欢迎湖南人民的精神,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所造的桥此王 运,曾国藩,黄克强(黄兴),蔡松坡(蔡锷)造的桥还要精美得多”。(陈独秀)从张拭以通晓军务闻名起,魏源《海国图志》历新变革,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舍生取义,曾国藩、左宗裳、罗泽南等洋务运动先导促使近代资本工业的兴起。旧民主主义革命中,黄兴,蔡锷等湖南英雄南征北战,艰苦卓绝,一直延续到大革命时期湖南革命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发展为全国最猛烈省区,成为全国革命的一面旗帜。使得百年以来,湖南人民在中国的军事地位,革命地位无愧当之为中坚分子,各类英才辈出。
清末革新先锋魏源,谭嗣同等。

    清末要臣: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鳞、罗泽南、郭嵩焘,胡林翼及当时湘军幕僚李鸿章,李瀚章等。

    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杰出英雄: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馍、马道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鳞、焦达峰等。

    当代革命领袖及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彭德怀、贺龙、罗荣恒、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邓仲夏、何淑衡、胡耀邦、郭亮、毛泽覃、杨开慧、向警予、徐特立等。

    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各类将帅更是群星璀璨。彭德怀,贺龙,罗荣恒,陈赓,粟裕,许光达,肖劲光,黄克诚,谭政,王震,肖克,宋任穷,邓华,甘泗淇,朱良才,杨得志,苏振华…红军时期为革命捐躯的还有: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蔡中熙…

    突出奋斗,讲究实际,“起而行之”的积极主动态度,对待具体的社会形势和现状,二者的融合在一起服务于注重“务实经邦”的湖南精神。

    斗转星移志不改,在继承发扬思想、文化、精神的同时,我们更应具有历史远瞻观和扬弃意识。精神无论多么强大,文化底蕴不管如何深厚,都要经受历史的考验、时代及发展潮流的冲涮,只有在时代的不断进步过程中将其向积极的一面不断整合,融入自己的文化当中,才能真正的保持其生命旺盛之长久,这也是实际的精神。在继承发扬王夫之“经邦思想”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类似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曾国藩、左宗棠在纯粹性“自强运动”中,由于只注重了“器”(西方科技技术)的变化,而忽视了工业化浪潮者所孕育的深层文化背景是直接渊源于启蒙思想的根本性和必然性。这种纯外倾感应型思维的“投影”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了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客观上讲,毛泽东晚年对全国经济状况的判断和政策引导就有一丝效应隐含其中,如:“大跃进” “赶英超美”。不得不说的是:现今一段时期内,民生愿望把一切成功与失败几乎直接变成了赚钱与赔本的幌子,经济道理上的“抓住老鼠的是好猫”,也已经被感应成,好人歹人有钱就是人上人,文化上,也由历往少数人谈写多数人听读,发展为多数人写来少数人看,当今的湖南人是显得最不知所措和尴尬难为的,我们应该发现自己正在逐渐失去骨子里的倔强和执着,迷失了原性的乐观和崇尚,从前别格和独具也很难找到了。骨子里的湖南人,应该是谁都不服的!而如今,现实中的他们好象总是在追着别人的影子跌撞摔打,又像每人都拿着一只就那么大的碗,去到海里舀水,急急火火拼命的舀,但现实是,越急碗里的水舀得越少。大的局势我们没有力量和适时适宜的理由去改变,黑格尔说得好“存在即合理”要敢于面对,但是更要胸怀有使命、发扬我们的大气精神、坚守信念,永葆希望。我坚信,潮流冲走都是那些碎石琐砾,真正的坚定必然成为世人拜仰的擎天立柱。

    所谓:真理谬误,一纸之隔,而真理的产生之道路又何其漫漫,对真理的发展和准确的把握则更能体现湖南志士在智慧和气概上将有胜于先导者们,不但要坚守义道、顺承先辈们坚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深韵其智慧的无限光茫,还要更善于在时代的变迁中审时度势,勇猛前进。往大处讲,我们当大显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五百年,力拔山河泽立千秋的不朽气概;着小处发,勤勤恳恳学习、兢兢业业做事、踏踏实实做人、面对生活少沾一些浮躁、多抱一份敬畏,也就数不易了。

    湖南人!至始至终不要忘了领袖一句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此文写得仓促,有些地方有搬套疵迹,尤其是关于王夫之的哲学观点阐述,我五年来看了不下十遍,每一遍能解释一些疑惑,又会多生几许不解,我写来改去,还是觉得尽量引用原文好,一是怕个人才智愚钝、误人子弟,二是让大家都有自己思发的余地。文拙识浅,还胡乱数语,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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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客『强力』于2005/12/16 21:13:17发表评论:
  • 评分:5分
        用湖南人强悍精神改变中国人的性格 
    老乡你讲行不行?

  • 游客『kehu2002』于2005/11/15 0:07:05发表评论:
  • 评分:5分
        haohaohao!!!!!!!taiah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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