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要打印的文件是:那年月长沙人怕喝湘江水

那年月长沙人怕喝湘江水



作者:任波|长沙晚报    转贴自:本站原创


来源:长沙晚报  时间:2009-10-16  
 

    枯水季■十月的湘江■牵动市民的心■因为一场“湘江保水战”正酣■所幸长沙供水仍然安全■回望历史■六十多年前■长沙人喝着湘江水■却异想天开■希望能多几位神仙多赐给长沙城几口甘甜干净安全的泉水……

    温柔美丽的湘江也会充满“杀气”?

    湘江就像一位性情温柔的美女。所以,古代文人幻想湘江女神就是会弹瑶筝的“帝之二女”。

    湘江这位女神天生丽质,除山川风物人文之美外,湘江水质的碧透波心,更屡屡被人称赏。

    1600年前,南北朝的庾仲雍老夫子在《湘中记》说,“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石子如樗蒲矢,五色鲜明。”

    往事越千年,1925年青年毛泽东“独立寒秋”,来到“橘子洲头”,看到湘江水质是“鱼翔浅底”,“漫江碧透”,真是美极。

    鉴于好水酿好酒,水质一佳,酒酿必好,清代宁乡人黄本骥在《湖南方物志》中就有记载说:“近日商贾以碧湘门外江水造酒,不减吴中佳酿。”

    碧湘门外湘江水,指的就是今天杜甫江阁往南二三百米处的湘江水。

    从粼粼波光里看湘江,果然是“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然而,她一翻起脸来,却又充满杀气。

    日本人清水八百一,在抗日战争中颇有恶名。但他在1924年于长沙任日本驻长领事时,却为长沙留下一份《日本驻长领事馆辖区报告书》的历史文献。在这本书中,清水八百一说:“长沙饮用水,多用河水,须过滤方可饮用……随着春夏、夏秋温度升高,此地常发生传染病……当地流行的传染病中,霍乱为第一位,在长沙的日本人中流行最多的是阿米巴赤痢……大正十一年(即1922年),长沙得霍乱者有413人,其中285人死亡。侨居长沙的日本人得阿米赤巴痢的患者有32人,1人因此而死亡”。

    其实,1914年死的人比1922年更多。1935年《湖南年鉴》中说,“民国三年,夏秋之间,湘水盛涨,疫病大作,死亡之多,为十数年所仅见。”

    1914年,长沙人还没完全弄明白喝湘江水为什么会死人,以为是天热,以为是瘟疫,今天来看,这是因为饮用了不洁、可能含有霍乱病菌的湘江水,而导致的严重后果。

    一座城守着一条江,在春夏、夏秋之交,却要发愁喝水,在今人看来,有点像是奇闻。

    “安全”的储英泉毒倒应考学子们

    有位叫邓泽致的老人,记述民国时的生活,称当时有两种今天已经消逝的职业,一是挑河水、沙水卖的夫子,一是挑黄泥巴卖的夫子。

    邓老先生回忆说:“(旧时)长沙各下水道的污水,未经处理,直入湘江,沿岸住户和船户垃圾粪便,亦随时倾入江水,故河水多浑浊,购回后,必须用明矾澄清后才能饮用,如在大雷雨后,或涨水季节,附近粪码头的粪便流入江中,河水更加浑浊,且带苦涩味,虽用明矾澄清后数日,仍感效果不佳。”

    湘江水脏,涨水季还带涩味,那就在城里掘口井,喝井水吧。

    但邓泽致又说,长沙旧城内的井水,几乎没有可以饮用的:“长沙城内和郊区,确有不少水井,可是长沙的长条形麻石街的下水道是不防渗漏的,在当时确也没有防渗漏的方法,而长沙水井的井圈井壁同样也不能防渗漏。所以下水道的污水、雨水,都渗漏到所有井水中,长沙的水井多,但是水井的水都不能饮用,只能作洗濯和浇灌之用。”

    其实,旧长沙城中,还是有一些干净的水井可供饮用,但即使是最安全的水井,也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今中山路三角花园南的文运街楚怡小学,在清代为官家的一处花园,此地原有水井一口,开凿于乾隆年间,名“拱辰泉”,泉水专供“举人考场”(贡院)的考试用水。嘉庆九年,湖南巡抚阿林保以“拱辰”二字,于义无取,改名储英泉。但就是这口所有人认为安全的水井,在晚清的一次考试中,居然也发生水源中毒事故。从此,湖南举人考试,被迫改用白沙井水,更将白沙井水指定为此后举人考试的惟一专用水。

    为白沙井编出的传奇故事层出不穷

    湘江水与井水,在数百年前经过一场PK,却因不洁净不安全,都不能成为长沙市民的安全饮用水源。长沙人只能将目光投向长沙旧城外的泉水。

    这时,人们发现了长沙城南的白沙井。

    白沙井的最早文字记载,出现在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出版的《长沙府志》上:“白沙井,县(指善化县)东南二里,井仅尺许,清泉甘美,通城官民汲之不绝,长沙第一泉。”

    也就是说,在370多年前,整个长沙城里的官民就已开始不辞劳苦,出黄道门(沿今天的城南路是一道城墙,人们只能从南门出进到白沙井打水),上里仁坡,攀白沙岭,经过一番翻山越岭费尽艰辛的折腾,终于用肩膀或板车,将白沙泉水运到长沙城内一家家一户户的水缸中。

    从明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长沙第一座自来水厂建成,白沙井一直是热闹的,沿白沙街两旁摆满巨大的囤水的水缸,在长沙城内,人人都知道沙水要比河水贵出很多。

    长沙市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感谢白沙井的。除了祭拜井神外,还编出种种传说故事,告诉人们是有位叫白沙姑娘的神仙,开了家面馆,在长沙城南作孽的黑龙,吃了神仙的面条后,面条化为锁链,锁住了黑龙,黑龙倒地化为回龙山,口里吐出的清泉,就是白沙井。

    一口白沙井,在明代清代人口没有膨胀时,作为城市用水,可能要霸点蛮,到了晚清,尤其是民国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1934年《长沙市指南》中就摆在桌面上明说了:“长沙市区,地面辽阔,人烟稠密,饮料(指饮用水)一项,向无良好设备,极南之白沙井,水质虽佳,井小量微,只能供给一隅。”

    长沙人一直盼望,神仙多帮帮长沙人的忙,多在长沙城郊搞出一点可以饮用的“优质矿泉水”来,大概长沙周边的优质矿泉水有限,最后神话故事编到了长沙城极北面的开福寺旁的鸳鸯井,编到了岳麓山中的白鹤泉。那些泉水虽然优质,却远水救不了长沙城的近渴。

    美国博士用美国饮水标准检测长沙水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长沙城北湘雅医院当医士的美国人艾德华博士,带着一帮人在长沙各处提取水样。这位美国人,想要根据“美国常用限制用水之标准”,来对长沙各处饮用水进行化验,警示长沙市民:一些水不能饮用,喝了这些水,会要生病。

    这份化验报告的结果,在今天看来,不禁让人心惊,原来长沙城内的一些井水,甚至比湘江河水更脏。

    艾德华博士从12处长沙饮用水源分别提取水样。这12处饮用水源,除湘江河外,尚有旧城郊外的白沙井、南沙井、彭家井、雅礼校井,旧城内的双井、青石井、青石街井、东茅巷井、观音井、螃蟹井、路边井。

    八十年前的这次饮用水源化验,共测试三项内容:第一项测试为胴杆菌化验。化验报告说:“美国常用为限制饮水之标准,如河水每十立方厘米有1个胴杆菌以上者,认为绝不可作饮料,定法律以限制之。”结果,东茅巷井测出胴杆菌,为绝对不可饮用。

    第二项内容,是在1立方厘米水样中,于单纯海菜培养基在摄氏20度历48小时所得微菌集落之数。据说这样的化验,是为了“表示普通细菌的生殖,检测饮用水的污秽程度”。

    化验结果显示,湘江水在培养基中生殖的细菌数为10100,而彭家井(湘春路旁)、青石井(在解放西路)、青石街井(在平和堂附近)、观音井(今人民西路旁)、螃蟹井(今西长街旁),都比湘江河水要脏。最脏为螃蟹井(73000),其污秽程度是河水7倍多。

    第三项化验为在1立方厘米水样中“于乳糖石蕊兰海菜培养基,在摄氏37度,历24小时,所得微菌集落之数”,这项化验是为了“表示病源有机体之生殖”,“对于人类健康有密切之关系”。并称,“美国限制,每1立方厘米水样,在体温历24小时,所能生殖之微菌,集落最高之限度为100,凡超过100者,不宜用为饮料,遂有法律禁止”。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这项测试显示,长沙12种饮用水中,仅白沙井、青石井、南沙井、双井、路边井水为“美国标准”的饮用水。当年化验结果显示,白沙井水最洁净,微菌集落数仅为7。湘江河水为610,超出美国标准5倍,彭家井为1125,螃蟹井为3600。

    继艾德华博士的水样检测之后,有志于长沙市政建设的一批仁人志士,开始致力于长沙饮用水的安全,并多次进行水质检测。如1930年,省会警察局再次委托湘雅医院对白沙井等14口水井作细菌检验,每毫升井水中细菌总数最高为6768个,且都含有大肠杆菌。白沙井水质最佳,但当年的测量也只评为合格。同年,长沙市府当局对北区彭家井进行改造。长沙市更从1932年起,每年在夏秋季节(战乱时不计),由专业队用漂白粉对部分长沙市民饮用的河水、井水进行消毒。

    不幸的是长沙市在1938年11月遭遇文夕大火的奇祸,千古名城,毁于一夕。但在瓦砾碎石中,长沙仍未屈服,长沙人仍然相信掘出废井,就有焦土上的新长沙生活。1940年至1941年间,长沙更先后改良水井600多口。

    但饮用水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民国时期的长沙。据《长沙市志·卫生志·城市饮用水卫生》记载:“1946年长沙霍乱流行,市防疫联合办事处在大码头、老龙井等13处挑水码头设立饮水消毒站,用漂白粉消毒并测定余氯。但因人手缺乏,经费有限,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94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分配给湖南省饮水消毒机2套,安装在中山码头和金家码头。1948年,全市6名工人轮流在10多个挑水码头往水桶内投放漂白粉,居民不喜欢漂白粉气味,多设法躲避,因而收效甚微。”

    借英国人的手挖出城北“白沙井”

    靠神仙多“制造”几个白沙井的想法,显然可笑,但靠人力也许能凿出“白沙井”来。

    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长沙就曾广泛讨论过开办自来水厂的问题。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当时的长沙搞不成自来水,理由是办自来水就要与电灯公司联合。但水、电结合,耗费太多,装置太贵,难以收回成本,因此中外人士都“不敢投资”。

    在这种背景下,“长沙市政当局却肯用心,在自来水未办以前,弄个救济的方法。”(长沙《大公报》二十周年纪念刊)。这种“救济办法”就是开井,先在城北挖出个“白沙井”。

    1929年,长沙市政当局花费1万多银元,到上海请英商东方铁厂到长沙开井,最初开凿的几处地,都打不出水。直到1932年5月,城北留芳岭附近凿穿岩层,清泉上涌,由此而得机井一口。井深100米,每小时出水2200加仑,水质经上海工部局和湘雅医院化验,都说卫生。当时,长沙市民十分高兴,由此,又在东北南三方各照样打一个,由此建成城北留芳岭自流井,基本解决了长沙城北的部分饮用水问题。

    但东方铁厂觉得长沙地层系花岗岩,难以打穿,打洞已使自己亏本,不愿再凿;而当年长沙城北不及城南发达,所以有人在当时就抱怨,花了不少钱,却不能让全长沙享受卫生洁净饮水的便利。

    邹欠白在1934年《长沙市指南》中说:“北门留芳岭之自流井,水质甚合卫生,亦因僻处边隅,不能及远……一井之耗费万余元,用难普及,殊不经济。”

    不过,城北“白沙井”,即留芳岭自流井的开凿,促使长沙市东一带,也跃跃欲试,人们想在定王台、天心公园西侧等地势较高之处,“拟试凿六十尺深之泉井数处,每井约可供数千人之用,设计分砖砌、木镶两种,砖砌每井约需七百元,木镶每井共约需六百元,苟得开凿十井,,则市东(饮水)亦可解决。”

    最初自来水厂想建在沿江大道上

    长沙市政供水事业,由湘江水到市区内井水,再到郊外的泉水,再到自流井。长沙的饮水问题,转了几个弯,最后,人们发现,长沙最繁华地段八角亭、司门口及大、小西门、坡子街、药王街等商业区饮用水源的问题仍然不能得到解决。这时,人们开始了最初的自来水厂建设的设想。

    1934年,长沙市的自来水设想是,“长沙市面(商业区)一带,距河甚近,可就河水设法改善,并拟于沿河马路附近,择定地点,装设汲水机,汲取河水,至滤水池,滤过后,引至水塔,再分装水管龙头多处,以备市民挑取,每处须装60匹马力电动打水机一座,24匹马力电动打水机二座,建筑容量5万加仑之水塔一所,连滤水池建筑装置等费,每处约需洋四万八千余元,平常每处可供给十万人之用,若得建筑二处,则市西、市北及中心一带饮料,即可解决。”

    1937年5月,湖南省建设厅拟具新的自来水工程计划,决定选择湘江为源头,洪山头为厂址,预算费216万元,建设长沙的自来水厂。

    不过,随即而来的抗日战争,所有市政建设的梦想家们,只能收拾起他们美好的梦想。

    抗战胜利后,湖南省主席王东原再提筹建自来水工程建设。1947年,长沙市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筹备成立,并且省救济分署拨来小口径水管和小型消毒清洁器及明矾、苏打药品。但因集资困难等原因,使计划搁浅。1948年7月,曾成功修筑中山路等马路、对长沙市政建设有巨大功劳的余籍传任自来水工程筹款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此时国民党发动内战,在北方的战事节节败退,到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长沙仍未建起自来水厂。长沙解放后,市人民政府接管了自来水筹建机构。1951年10月1日,长沙举行盛大的自来水供水典礼,10月3日,在怡长街(今五一广场友谊宾馆后)、宝南街、邵阳坪、书院坪、上碧湘街、局关祠6处售水站免费向市民供水三天。此后,以自来水站售水向市民供水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了自来水,长沙城才开始拥有真正安全的饮水生活。


作者:任波|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