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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昌绸布庄怒斥裁缝“躲猫猫” 苏广洋货业打肿脸孔没面子



作者:任波    转贴自:长沙晚报


来源:长沙晚报  时间:2009-03-20  
 

    现在长沙商业最繁盛之地,仍在黄兴路八角亭一线。从湖南商业史考察,八角亭的繁盛,从晚清时期即已开始。当年,这条街上新兴的绸布业、苏广业,撑起八角亭延续至今一个多世纪的繁华。

    据1925年《大公报》记载,在咸丰同治年间,作为奢侈品的绸缎,仍然只是由布庄兼卖,当年长沙布庄开设地点,“以大西门正街(今湘江橘子洲大桥桥东一带)为最多,生意异常繁盛。凡城乡办布匹者,无不前往大西门采购。”

    其时,坡子街、八角亭虽有布庄一二家,但生意较为冷淡。尤其八角亭的繁盛时代远未到来。

    当年,长沙绸布业同行营业和竞争,如你死我活的战场,彼此间忌妒心极重,客人上门购物,也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对待进门的客人实施“三捆三丢”,比如先出高价,让客人无法接受,让其离开,再喊回来再次议价,这还只是“一捆一丢”。当年,绸缎作为高档奢侈品,一般顾客要购买到称心如意商品,所受冷眼和波折甚多,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戊戌变法那一年,长沙才有九章绸布店高挂“一言堂”的招牌,由此而革除行业讨价还价、顾客不知底价的陋习。

    公食裁缝“伪印”引发绸布庄控告

    在“一言堂”实施前,绸缎业虽然调子高,然而他们往来生意最大的客户,却是长沙城内的五大衙门,即湖南巡抚衙门、湖南藩台衙门、湖南臬台衙门、湖南粮道盐道等各道台衙门、长沙府台衙门等。

    这五大衙门,都有吃公食的裁缝。衙门要货,先命吃公食的裁缝到绸布庄,看好一个花样,即将整段绸布打包和绸布老板或伙计一同送往衙门,供给衙门内眷太太们挑选,但送货的绸布先生,始终不能与官太太们见面。

    货物由公食裁缝递进递出。绸布一经看定,即由裁缝与送货先生在外面,量好尺数,彼此记账,于除夕、端午、中秋三节兑款。余货则由绸布老板带回店中。

    五大衙门虽然有生意可做,但绸布老板却烦恼他们的绸布经过递往衙门内院后,时常短少尺数。面对巍巍官衙,绸布老板调子再高,也不敢向衙门追究,他们明知公食裁缝偷裁了绸布,但就是没有办法拿获证据。

    长沙各布庄,面对这一窘境,只有两种办法,第一,不做衙门的生意;第二,吃过暗亏后,“为严防抽掣起见,凡送往衙门之货,各于两端加盖印章。”

    公食裁缝见到绸布庄防范严密,于是有裁缝异想天开,伪造绸布庄图章,偷剪后,将伪章印于布端,送货人回店后复量剩余货物,仍然短少尺数。详细察看绸布,发现原来公食裁缝们盖上了伪印。

    光绪初年,聚昌绸布庄刘华之,一次将绸缎送往藩台衙门,吃亏过大,愤恨至极,于是与各吃过亏的绸布庄联名控告湖南的藩台,当时在藩台充任师爷的为晚清著名劣幕任小棠。这位任师爷不独对于公食裁缝偷窃绸缎不予追究,反而指责绸布业既无政府认可的同业公会组织,现在又煽惑多人,联名越级控告,将绸布业提交的状纸轻易就驳了回去。

    长沙绸布业的各家老板不得已,只得遵章从长沙县衙门开始起诉,一级级地将状告上来,才将那位吃公食的裁缝拿办治罪,而诉讼费却用去银子数千两。

    光绪初年,绸布业同人经历藩台衙门公食裁缝的“躲猫猫”事件后,明白同行业各老板之间不可不团结,不可不组织同业公会,于是在“躲猫猫”官司中吃足了亏的聚昌绸布庄老板刘华之提出按店捐款集资,购买白马巷口(今东牌楼)房屋一栋,成立“绸布业公会”。

    叶德辉为绸布公所题“天孙宫”大字

    到了光绪中叶以后,上海和武汉的轮船开始直通长沙码头,洋货绸绫等奢侈品运抵长沙开始便捷,而此时,因为湘军攻打南京后饱载而归,长沙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绸缎生意一两年间就已在八角亭、坡子街呈现繁盛的局面。

    此时绸布业生意头脑最灵活、有“猴王”之称的侯溥泉及易松玉等人倡议,由同业捐款,将绸布业公会房屋改建,更名为“绸布公所”,当年绸布业公会匆忙间所立的财神菩萨,八角亭经营绸缎业的一帮“猴王”们认为,“非其祖师”,于是在财神旁新添一织女娘娘,奉为祖师,织女娘娘又称天孙(当年,绸布业相传织女为王母之孙女),所以白马巷的绸布公所,又名“天孙宫”。当年天孙宫的拟名及题匾,系叶德辉君代拟并题写。

    据记载,民国时期,长沙绸布公所“天孙宫”,地处八角亭大盛绸缎庄后进,头门在白马巷。根据我的考证,大盛绸缎庄原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成为“科文”的经营场地。今天此处则为一服装品牌店所在了。

    “文夕大火”烧出“八角亭的文明”

    1934年的《长沙市指南》中说,“长沙绸布业,历年极为发达,营业分门市批发两种,绸庄多设八角亭、药王街一带,批发则以福源巷为多。绸庄门面华丽宏伟,沪汉一代,亦无逾于此。”

    当年长沙亦流传这样一则顺口溜:“乡下人进了城,一走走到八角亭。八角亭,卖绸绫,两只眼睛望不赢,东洋车子(人力车)走不通,人来人往挤死人。”

    长沙八角亭商店豪华富丽,超越上海和武汉,商品琳琅满目,给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的繁华之感,当年即有人仿柳永写杭州的《望海潮》来赋长沙八角亭。

    不过,1938年冬天的文夕大火,将八角亭烧成一片瓦砾场,当年长沙大绸缎庄有90家,全行业资金500万元,大火中就损失390多万元,资金损失已过大半。我的舅爷爷左佩纶(人称左家六爹)即经营绸缎一业,他反复向我们后辈复述说,文夕大火后,八角亭瑞丰等绸缎庄将绸缎藏于石夹壁或防空洞中,大火后,打开石壁,所有绸缎看过去比平时更显艳丽,但一经空气流动,即坍塌成一片白色的灰烬。老人家当年说起文夕大火的惨痛,面部仍在抖动。

    但经历大火后,长沙绸缎业抹干泪水,再从焦土建设新湖南。最新再版的曹聚仁《采访外记·采访二记》中,曹聚仁说,“长沙大火以后,我几乎每一年到长沙去一次,其间又经历三次长沙防御战,场面都很大,可是长沙市面的繁荣也恢复得快,八角亭的场面,有荷里活(即好莱坞)那么美丽绚烂,我曾经写过一篇《八角亭的文明》……有一回,在湘桂路上,碰上了一位军官,他一听了我的姓名就说:‘原来是写《八角亭的文明》的人!’”曹聚仁提出的“八角亭的文明”的说法,在抗战最艰苦的持久战年月里,被人们认为,长沙八角亭的站立,反映了湖南不屈的士气和民气,并激励着全国人民的中华抗战事业。

    说完了八角亭绸布庄的故事,不能不说撑起八角亭的另一支柱商业苏广业,苏广业于1929年改称百货业。苏广业的发展比绸布业更能形象勾勒长沙商业地理的发展渗透过程。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轮船火车不通湖南省会长沙。当年长沙城内只有广货店。据长沙《大公报》记载:广货的来路,系由广东韶州转运郴州,由郴州装载民船,直达湘潭,(所以)当时湘潭生意最大,有“小南京”之称,“省城商人办广货者,无不由湘潭批发而来。”当年长沙的广货生意,系由阜后街一带的丝线铺搭做,并无专行,暂时也没有出现专店。

    八角亭红牌楼遍设苏广洋货号

    光绪初年,京苏货渐渐在全国盛行(京指北京,苏指江浙苏州一带)。受风气影响,长沙今黄兴路步行街的红牌楼一带,京苏广货开始渗透并逐步创店。京苏广货专店起手创店,即显铺张华丽。

    光绪十年,长沙日渐繁华,交通也越来越便利,洋货开始大量输入长沙,长沙开始有专门的京苏洋货杂货店,继而吴大茂创设苏广洋货号,获利丰厚。于是,“中西大药房、怡昌洋货号等,相继而起者数十家”,八角亭红牌楼坡子街一带,几乎遍地都是苏广洋货号。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曾到复兴街访过民国时期从事百货业的张甫之先生。张甫之先生说:清宣统年间,省城苏广洋货批零店即已达40余家,大店号多设八角亭、红牌楼一带,如天自福、逢源长,这些苏广货店,门面巨大,仿上海式样,安装玻璃宝笼橱窗,陈列样品,晚上电灯一燃,五光十色,使当年的八角亭显出霓光焕彩的兴盛和繁华。除了大店外,一般小店也可以二三百银元资本在街头巷尾开办小百货店。

    随着苏广洋货业品种的日益繁华,苏广业生意日见扩大,苏广业中的魏桂松、李瑞阶等,为团结同行,倡议同业集资,购买青石井房屋三间,为每年办财神会及同业聚会之所。

    日本浪人殴伤裕兴祥店伙计起公愤

    1925年的《大公报》上追忆了苏广业与洋行纠纷的大事。话说民国元年(1912年),长沙裕兴祥洋货号与小西门外的日商大石洋行往来。因退货物而起纠纷,日商纠集日本浪人殴伤裕兴祥店伙计,且伤势甚重,引起长沙苏广业同行的公愤,长沙苏广业同行先向该洋行提出质问,洋行不理;继而报告长沙警署,但洋行对长沙警署的传讯置之不理,于是长沙苏广业同人,大起公愤,向湖南都督署、交涉署,据理力争,后经过交涉署与该国领事交涉,令该洋行赔偿受伤人医药费,罚该洋行酒席六十桌,鸣鞭二十万响,向长沙苏广业公所道歉。

    但苏广业在青石井的同业公所,只是略具雏形,并且已将房屋佃出。大石洋行派代表前来,请示苏广业公所地点所在。

    长沙苏广业同人,为顾全面子起见,不便说自己的公所在青石井狭窄的一处房屋中,于是假借铜铺街的江西万寿宫(今铜铺街小学)为同业公所所在地点。

    到了日本洋行陪礼道歉的这一天,日本洋行备送酒席六十桌,鸣鞭二十万响。但铜铺街万寿宫的首士只承认借给苏广业暂开酒席,不承认可在万寿宫前鸣放鞭炮。日本洋行的代表哂笑置之,随意鸣放鞭炮而去。长沙苏广业同人受到这番教训,遂立誓创设同业公会。在当年即按店捐集巨资,购买药王街三进房屋一栋,改名苏广同业会。苏广业于1929年改名为百货业。


作者:文/任大猛 图/徐晖铭


作者: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