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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长沙开始公共卫生



作者:任波    转贴自:长沙晚报


时下,长沙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抚今思昔,一些“老长沙”还清晰记得,当年一群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年轻学子如何倡导公共卫生


来源:长沙晚报  时间:2008-05-09  
 

    八大公沟是当年长沙城市讲卫生时重点治理的地方。今天,长沙城内已废除旧式街渠,黄兴广场旁白果园的八大公沟遗址成为人们怀旧览胜之处。

    湘雅校园中张孝骞铜像。张孝骞,长沙人,为我国著名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在长沙城开始讲卫生时期,作为医专学生的他,是积极的参与者之一。

    个体的胜利与他国的藐视

    1980年代初期看香港电视连续剧,当霍元甲打败在我们的国土内耀武扬威的俄国大力士时,他竖起手指,摆了个漂亮的POSE(姿势)说: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然而,清末民初,这种个体努力的一次次胜利,可鼓舞民气,却无改他国对我国民众体格孱弱的藐视。其时,中国开始步入城市近代化,各城市人口膨胀,街区公共卫生情况恶劣,严重影响到人民体质的提高。

 1924年,日本驻长沙领事清水八百一,向日本国出具了一份他所看到的长沙情况报告书。书中有一节专门提到长沙卫生状况,说:当年(1921年-1924年),“一般中国人不进行卫生思想教育”,“住宅除洋式的外,全部为土屋。食物不洁,摄入野生的食物,饮用水多用河水,须过滤后饮用。5月雨季,屋内潮湿生苔,随着温度升高,时常爆发传染病”,“城市街狭,日光照射和空气流通极差,城市内排水设备不完善,市内路面多年未清理,泥土堆积堵塞,排水不畅,常在街道路面蔓延,近河处,总是冲出公沟注入河内”,“尤其厕所设备不完善,粪便污水和下水在同一处。粪便收集集中处在沿河岸边数处,称粪码头,常漫入河内”,“因城市公共卫生环境之故,长沙流行的传染病中,占第一位的是霍乱,在长沙的日本人中流行最多的是阿米巴赤痢,其次是一种地方病,一种偻麻质斯病。”清水八百一说,在长沙,“大正十一年(即1921年),长沙的中国人得霍乱者有413名,其中285人死亡;其他各种传染疾病患者356名,死亡135名”,“当年(指1921年),侨居长沙的日本人得阿米巴赤痢的患者有32名,得地方病的有15名,只有一名得赤痢的患者死去。”

    “恰同学少年”创办《新湖南》

    清水八百一说,长沙“一般中国人不进行卫生思想教育”,但,长沙城内有一批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年轻学子聚集在城内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园中,充满理想主义地为推进长沙公共卫生事业而努力。

    在1919年6月由湘雅医专学生龙伯坚(龙毓莹)等人创办的《新湖南》报刊第一期上,登载有湖南人李启盘的《街市之卫生》与张孝骞的《公共卫生设施之程序》。

    李启盘在《街市之卫生》列举了26条他认为易于施行的长沙街市规约。从这些规约中,可以反过来读到当年长沙在“卫生思想教育”尚未普及进行时,城市卫生环境的恶劣及市民的种种不文明行为。他的26条建议性禁令如:

    街市沟渠内不准投弃芥土、灰石、粪溺及动物皮毛肠骨、鱼虾皮壳等,及其他鼠猫犬等死体;

    暗沟须空,不得淤塞,尤不得积有臭水,以杜蚊蝇之发生;暗沟眼发生臭气时须以石灰消除之;

    厕所溺池须每日清理数次,不得任其狼藉漫溢,城厢内外,除厕所溺池外,不得随地便溺;

    街上道旁不准堆积粪草及尘芥、煤灰;凡泔水、涤濯器物水及其他不洁之水,均须排泄于沟渠,不得任意倾泄于街上道旁;

    卖瓜小摊不得将瓜皮残菜,任意投弃于街上道旁;运粪车担,惟准其于早晨载运,不得延至日中及下午;

    禁止行人吐痰,但每街宜备有痰盂数只,内盛少许消毒药水,每天换一次;街市须多设公共浴所,以注意个人清洁;

    鼠及蝇、蚊、臭虫、跳虱等物,宜设法扑灭之,以减少疾病传染之媒介……

    李启盘说,他之所以想出这些规约是因为看到长沙近来“街市马粪狼藉、便溺漫溢,水沟淤秽,道路积以灰尘”,担心“倘遇燥湿之不时,即为疾病之媒介,是以瘟疫流行,辄一发而不可制止”,而他的规约建议之“所言均为卫生要图,司市政者所必须,而居街市者所不可不知也”。

    在此基础上,张孝骞更提出,长沙当局除要施行相关市民规约,改善公共卫生环境,使长沙市民讲卫生讲文明外,更要成立公共卫生机关,因为它“关系人民之幸福,社会之安全”。

 为此张孝骞拟出公共卫生设施的种种程序:第一,必须有公共卫生机关之设立,而公共卫生机关一定要有“独立之资格”、“强固之职权”,因为“苟无威力以坚持到底,则一部分人民无医学之远观,念切肤之隐痛,其阻挠之影响所及,必致使全局俱坏,一事无成……且当大疫流行之际,卫生机关职务之所及,容须破除行政区域之范围、舆图国际之界限(如羁留舟车、检查行旅等事)……”

    他认为,对于具体公共卫生机关,除省会长沙应设立卫生总局,总揽全省卫生事宜,每州县市镇必设卫生分局,并“直辖于卫生总局,不受该所在官厅之支配”。在卫生局之外,各地还要设立地方医院、检验室、隔离室、应急防疫部、护士班、讲演部等等。

    由湘雅学生主办的《新湖南》,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关心公共卫生、期望医学救国的一帮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的才情和理想。《新湖南》办至第六期时,龙伯坚感到独木难支,遂请编委李振翩、张维商定,邀请毛泽东主编这份湖南医专学生报刊《新湖南》。

    谈话治疫和街头痰盂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长沙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来来去去的各类政府多数无心也无力推行公共卫生事业。

 而医界、学界及民间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的推进却不断进行,并不断升温,湘雅医专的有志学子不但在《新湖南》报刊上指点医卫,激扬文字,他们同时也和长沙的各类组织激情澎湃地参与到“谈话治疫”的活动中。

 在1919年春夏之交,长沙时疫流行。青年会租到卫生电影数种,在长沙各教会及学校放映讲演,长沙男女听讲的人数达到一万一千多人。长沙最初的卫生讲演大会发生在1915年,但自1919年开始,谈话治疫的活动高潮一波连着一波。次年,湖南成立最初的卫生机关——湖南省会卫生促进会。在这一卫生机关的推动下,长沙举行了电影或幻灯讲演81次,听讲者五万二千余人,卫生游街大会4次,散发防疫传单50万份。

 在谈话治疫的影响下,长沙开始具体实施一些公共卫生举措。1921年夏,长沙城区沿街广泛设置痰盂,“不许人民任意唾吐”,然而不久,这些痰盂被人破坏或取去,深为当时倡导长沙公共卫生的热血青年叹为“可惜亦复可耻”之事。

 虽遭“痰盂事件”挫折,但公共卫生潮流已无法阻挡。谈话治疫属无奈之举,但它对瘟疫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减少作用。在1923年、1924年两年间,中国卫生会湖南分会征集到社会会员1500余人,在谈话治疫之外,开展多项公益性卫生行动,他们除举办游街运动、卫生展览会、拒毒运动演讲、电影演讲会、儿童教育演讲、母亲演讲会、理发业改良会等活动外,更成立了水灾清洁队、井水清洁队、病毒消毒队等组织,深入到灾户病户家中,检测井水,投放石灰等。湘雅校园的青年学子往往是这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谈话治疫以及实际行动推动了长沙城市讲卫生,在当时获得了市民的广泛欢迎。

    从临时防疫步入有计划防疫

    那时长沙地区瘟疫多发季节在夏天。

 长沙防疫,始自1914年,这年春夏之交,长沙大水,夏秋之间,天气奇热,疫病大作,死亡人数为十多年来所仅见,当时政府着手防疫,设隔离所于都正街的旧都司署。以后每遇瘟疫发作,即由公安机关召集各界绅董,成立防疫委员会,举行检查疠疫,注射防疫针,临时急救。

 1922年夏,长沙暑期防疫会成立临时防疫医院,夏季一过,即行撤销。医生由各医院派充,职员由市政公所派遣,经费政府出一部分,士绅捐助一部分。防疫医院设有灭蝇队,每日派人携带杀蝇药水,分往各城区,散布于公私厕所中灭苍蝇。

    1928年10月防疫医院收归政府办理,总部迁到湖南公医院内,每年工作以5月至10月较为繁忙,而7月至9月甚至“昼夜忙迫,犹不足以应付之”。在长沙防疫最忙的这三个月中,又在南门外陶公祠、樊西巷弥罗阁、北门雷祖殿设立分诊所。1934年夏季,长沙霍乱流行,且于三分诊所之外,另组巡回防疫注射队,派遣医士,分赴各区及岳麓山等处,挨户劝导注射,终于遏止当年霍乱的流行。

 湖南省和长沙市真正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推行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已迟至1934年。

 这一年,湖南省政府委员会第433会议通过了全省公共卫生计划大纲及统筹全省卫生经费案,决定于湖南省民政厅之下,设立湖南卫生实验处,该处于1934年7月16日成立,暂设西牌楼25号即前雅礼学校旧址。一年之内,各市县卫生院相继成立,湖南省及长沙市期望以十年之功,使湖南全省人民、长沙全市人民无论贫富,共享卫生之机会。

 当然三年过去,全面抗战爆发,祖国山河破碎,1938年长沙更遭“文夕大火”,当局美好的公共卫生愿望尽成泡影。


作者:文/任大猛 图/徐晖铭

作者: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