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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过星期天



作者:任波    转贴自:星辰在线


来源:长沙晚报  时间:2007-12-21

 
    今天的人们很关心节假日的安排和休息。近日国务院发布的2008年节假日安排就成为了一个新闻大热点。

    百年前的长沙人,也经历过节假日的新调整和新变化。今天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星期天休息,在百年前,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杨度:过星期天很可笑

    晚清时期,负“旷代逸才”之誉的杨度,年轻时,从湘潭家里跑到长沙城来,听说长沙开了南学会,并过星期天,既觉新奇,又付之讥讽一笑。

    据《杨度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二月初一,“今日南学会开讲……问其命意,亦未大谬。问其讲期,则月有四期,取其合于洋人礼拜,不禁失笑。讲学而无湘绮(指王闿运),知其儿戏矣,遂不往与。”

    杨度所说的“月有四期”,指的就是一个月休息四个星期天。当年人们对星期天的称呼,通常以房、虚、昴、星4词代替。

谭嗣同:休星期天,“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虽然年轻气盛的杨度不屑于星期天的新过法,但谭嗣同、熊希龄等人却在轰轰烈烈推广新的休假日——星期天。

    维新志士谭嗣同创建的浏阳算学馆,在章程中就规定了休息星期天,而且对于为什么要过星期天,还详加说明,即“培养学习中西一律”的时间观念。谭嗣同说:“休沐日期:除厨役、杂役外,通馆均前后七日中隔六日一休沐。遇房、虚、昴、星四馆值日,即为休沐之期。此固文武弛张之道,而特与西人之礼拜同期者,盖预备他日办理中外使务、界务、商务、税务诸交涉事件,可使同一律,无俟迁就更张,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也。”

南学会:过星期天,可请客,可游行

    1898年的长沙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为长沙赢得“敢为人先”之誉。当年,杨度所不理解的南学会的星期天休息,其实已具有中国人“自觉革新社会风俗改良活动”的意义。

    对于星期天的过法,南学会里的一帮长沙人在章程中特别提出:“房、虚、昴、星日,为休息日。遇休息日,可请客,可游行……入会者,非遇休息日,不得博弈、听戏、撞诗钟。”

    当年,南学会,就开办在今天青少年宫后的六堆子。在南学会的这个章程中,他们倡导的是一种“将繁忙的工作学习日与轻松的休息日截然分开”的新理念。即工作时,努力工作;星期天休息时,好好休闲。

    当年南学会倡导过星期天的举动,一直不孤独,湖南法律学会等组织纷纷响应和效法星期天休息。《湘报》更在第六号报纸中向读者声明,星期天不出报,全体人员放假休息。

    然而,在湖北的两湖书院中,张之洞为了应对休息星期日的新风冲击,特意公告和强调,两湖书院学生只准休旬假(十天一休),不能过星期天。

晚清终于推行星期天

    但休息星期天,却成为大的潮流,难以抵挡。晚清时期,即1902年和1906年,终于由清政府颁布新章程,先后规定,全国中等、高等学堂及中央各部和地方衙门,一律实行星期天休假制度。

    据记载,当时中、高等学堂的节假日为:“除年假、暑假合计在七十日之外,每岁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皇后千秋节、至圣先师(孔子)诞日,仲春仲秋上丁释奠日、端午中秋节,暨房、虚、星、昴日,各停课一日。”

    但,清廷亦规定,七天休息制度,在名称上只能称“星期”,不能称“礼拜”,为的是防止西方思想和观念影响和改变中国,所谓“防止以夷变夏”。

    晚清、民国时期的长沙,七天为一个星期的“全新的时间概念”,一旦推行,就改变了长沙城内的工作和休闲的日常生活节奏。每届周末和星期天,城内的戏园子、私家花园、澡堂、咖啡店、大戏院、电影场、旅社及后来的公园、游乐场、俱乐部等处“粉面摩登地挤满红衫绿袖的人们”,周末和星期天“增加了都市中人们之欢娱”,因星期天的出现,各娱乐场所,有了“新的日程安排”。长沙的戏园和电影院,在平时多数只有下午场和晚场,星期天特意增加上午场。而长沙的私家花园,也多半在星期天对外开放。

    1952年12月,黎锦熙先生写了一篇《毛主席六札纪事》,中间摘录了自己在1915年的部分日记并加补注,文中说:“(1915年)四月四日: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游园(此处为原注,当为黎锦熙于1952年的补注:指芋园。星期日园中开放,毛主席常独坐树下,凝思到晚,同住以为奇)。”黎锦熙所记的1915年,此时,长沙人过星期日已经习以为常了。

    毛泽东当年游过的芋园,在今天定王台长沙市图书馆西面“水木年华”酒吧一带,即省人民医院斜对面。
 


作者:任波